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自然资源。合理的林权制度对保护和利用好森林资源，发挥其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维护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1949年以来，中国林权制度的变动对森林资源的变化，进而对生态平衡以及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直接、关键的影响。平邑县位于沂蒙山区，1949年前大部分是荒山秃岭，人为破坏不断，水土流失严重。为改变生态现状、改善农民生活，该地开始封山造林、治山治水。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林权制度改革。但林权变动频繁，农民私有林权变动最大。这对生态环境和农民生计产生了深刻影响。土改分山林时，农民拥有私有林权，林权政策绩效较高，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农民生计有所解决。初级社时，农民以土地入社，仍拥有荒山、林地所有权，但经营权归社所有，收益按比例分配；林权归社所有，根据评工记分平均分配收益。高级社时实行“折价入社、统一经营”，农民的土地全部入社不再作股分益，山权名存实亡，成片林木折价入社，新造林归社所有，农民的林权丧失。这造成林木破坏、水土流失，民需木材紧张。在此之前，零星树木仍归个人所有。“大跃进”后，林权制度被打乱，并频繁变动，“公不公、私不私”造成“公地悲剧”。林木被随意平调，造林规模大成绩小，毁林现象不断发生，甚至一度引起杀伐运动。民需木材也一直短缺，扒山皮刨草根现象并未消失。“六十条”、“十二条”、“林业十八条”的出台和1963年进行的林木确权发证，力图改变权属不明的状况，以改善生态环境，满足国家和农民用材需求。但其中问题很多，未能完全解决林权问题。通过对集体化过程中林权变动和乡村自然环境关系的史实考察可知，林权明晰，森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相对较高；林权不明，其效益反而降低，乱砍滥伐不断、水土流失加重、国家和民需木材短缺。所以，明晰林权，重视发挥农民在营林中的作用是改善生态环境，发挥森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治本之策。而这需要在价值取向和观念上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走生态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