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晶孙(1897—1952),系早期创造社(1921—1929)重要成员之一,在医学、文学、戏剧、音乐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然而由于现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状况,直到1990年代,陶晶孙一直被视为“汉奸”。199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及新中国文艺界领军人物之一的夏衍等人提供的证言,陶晶孙的名誉终于得到恢复。此后,陶晶孙研究有了不少进展。但仍有许多有待拓展和深化的空间,本文探讨的陶晶孙及其文学的特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代留日出身作家中,陶晶孙从人生到精神和文学,都浸染了日本色彩。而他同时又内在具有中华文化基因,成为横跨中日的“文化中间人”。本文从此视角出发,对其人生,文学的中间性特质,或曰中日融合变异特征进行考察,探究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状态及其结构。首先梳理陶晶孙作为“中间人”的人生状态结构。从幼年到壮年,陶晶孙的全部教育经历,文学创作,均在日本和日语环境中完成,形成人生和文学的“日本化”特征。而与此同在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和氛围、潜在的中国文化基因,使得陶晶孙从容自如的于中日之间“来往”“腾挪”吸收融合以及超越,形成陶晶孙文学的“日本情调”与“中国色彩”。论文集中对其私小说性和非私小说性进行论证整理,考察其文学的特质,即吸收扬弃文化,融合“中间状态”。同时关注陶晶孙的后期著作《给日本的遗书》(1952),考察后期陶晶孙文学的重要转变飞跃,指出其“中国心”“中国魂”构成其文学发展的内在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