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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千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及其制度安排或制度选择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人民币汇率制度如何选择、如何完善成为我国迫待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首先，作为一种动态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过程，汇率制度选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存在适合所有国家或一国所有时期的汇率制度安排，因此一国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都面临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
其次，当前的汇率形成机制既没有说明“更富有弹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说明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究竟应该多大或者达到什么程度才是“更富有弹性”的。更为重要的是，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仍然没有明确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说明究竟应该以什么标准来指导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和进一步完善的工作；
再次，我国目前的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必须把握好汇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既不能忽视汇率稳定给宏观经济带来的积极作用，也不能过分强调汇率的稳定而导致目前的制度安排又再次回到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因此，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面临着内在的稳定性要求与灵活性要求之间的冲突，或“左”或“右”非常难以抉择。这就需要进一步论证究竟什么样的汇率制度类型或制度安排能够比较好地协调这种矛盾；
最后，我国在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时还将面临人民币汇率制度如何转型问题：即，究竟是采取自愿的或平稳的转型方式，还是为危机所驱动被动地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转型?如果选择自愿转型或平稳转型，那么，我国究竟是激进地推进这一进程还是应渐进地推进这一进程呢?在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转型之时，我国又将面临哪些风险因素呢?这些重要问题都是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以上述基本问题为导向，本文在回顾已有汇率制度选择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应该围绕一个明确且合理的制度选择标准(目标函数)，利用恰当的、能基本反映或抽象出一国开放经济基本现实的分析框架(约束条件)，将汇率制度选择问题转化为一个带有约束条件的最优化问题来展开讨论。在这个逻辑切入点下，本文首先根据已有文献考察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分析框架和制度选择标准的内涵及其发展演变，然后根据不同分析框架本身的特征和我国转型经济时期的基本经济现实和发展战略，分析论证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制度选择标准问题。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研究应根据当前一段时期内中国开放经济的基本现实或主要的特征事实，以我国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制度的选择标准，在M-F-D分析框架下来展开论证和深入的研究。
在这个理论框架和基本思路指导下，本文抽象了1994年汇率并轨改革以来我国开放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事实，然后，根据我国开放经济中FDI形式的资本流动在我国目前国际资本流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事实和资本与金融账户严格管制的基本现实，分别构建了一个确定性的静态模型和一个动态随机模型，考察了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导向和最优汇率制度弹性，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1.在FDI形式的资本流动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民币不应采取大幅度升值的策略，否则会导致我国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的急剧衰退和收缩，从而带来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
2.在FDI资金成为我国国际资本流动主导形式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是无效的。因此，如果我国要获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以此实现价格的稳定目标，从而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那么更具弹性的或浮动的汇率制度安排就是必须要考虑的制度安排形式了。
3.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币值稳定这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实际上为我国货币政策同时指定了两个名义锚，即汇率锚(隐含的)和货币总量锚，因此，币值稳定这个最终目标本身就是内在冲突的。本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我国应该对1994-2005年期间所实行的“实际目标法”进行适时的反思，依靠外需的经济发展战略应逐渐淡化了；
4.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还指出，在我国外汇市场缺乏深度和弹性的情况下，某一形式的中间汇率制度安排是存在的，它不仅取决于我国的经济系统参数，也取决于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冲击和资本管制程度。并且，人民币最优的汇率制度选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
5.根据理论模型，本文利用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对人民币的最优汇率制度弹性进行了经验估计。结果表明，这一最优的制度弹性约为30％，即人民币汇率应该围绕中心汇率上下15％的区间内波动。
本文的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表明，我国应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但是，一方面，在FDI形式的资金流动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大幅度的升值策略可能导致我国宏观经济的急剧波动而带来社会福利损失；另一方面，国际上汇率制度转型的经验也表明，渐进平稳的汇率制度转型能够保证一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实现一国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并且，由于目前我国还不具备迅速增加弹性和人民币急剧升值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本文认为，人民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应该采取渐进平稳的转型策略，然后再逐渐放宽汇率的波动幅度或波动区间(如每年3-5％)，不断增加汇率制度弹性。
最后，本文简要讨论了在人民币汇率制度转型过程中我国可能面临的转型时机选择、微观经济激励、银行体系不稳定性、货币错配和新的货币政策名义锚选择等因素所带来的转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