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是我国居民日常饮食中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猪肉质量对我国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近年来我国猪肉质量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尤其是生猪养殖环节违禁兽药、饲料添加剂所引发的质量安全事件更为突出。因此，控制猪肉供应链上游生猪质量安全隐患，是确保我国居民安全、健康消费猪肉的迫切需求。近年来，我国已进入生猪养殖规模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实施生猪供应链质量管理的时机逐渐成熟，这为提高我国生猪质量水平创造了有力的外部条件。当前，生猪供应链质量控制契约已成为理论界普遍关注但尚未深入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缺乏嵌入我国生猪供应链组织结构演变趋势这一重要背景的研究成果。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分析我国生猪供应链组织结构演变路径及其特征为理论逻辑起点；其次，通过构建生猪供应链质量系统模型，分析松散型、中间型和一体化型三种组织结构模式下生猪供应链系统质量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再次，以生猪供应链质量激励契约为主线，依次研究内部惩罚契约、外部损失分担契约和内外损失分担契约在单核心和双核心中间型生猪供应链组织模式下的有效性、公平性和对养殖资源的利用率问题；论文最后综合评价了三种质量激励契约分别在单核心、双核心以及由单核心向双核心组织结构演变过程中的相对激励效果差异，并据此分析了当前我国生猪供应链质量激励契约选择问题。通过本文的系统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伴随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的快速发展，生猪供应链节点间的质量合作关系相应发现变化，推动生猪供应链组织结构演变遵循“松散型”、“中间型”和“一体化型”这一演化路径，且“中间型”组织模式是我国生猪供应链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的主导模式。（2）生猪供应链组织结构决定其系统质量水平。“松散型”和“一体化型”生猪供应链分别代表了生猪供应链系统质量水平最低和最高的两种组织模式，而“中间型”生猪供应链则根据生猪供应链节点间的契约类型而具有相应的质量水平。（3）在单核心生猪供应链组织结构下，三种契约的综合激励效果依次为外部损失分担契约、内外损失分担契约和内部惩罚契约；而在双核心生猪供应链组织结构下，三种契约的综合激励效果依次为内外损失分担契约、外部损失分担契约和内部惩罚契约。（4）生猪供应链组织结构由单核心向双核心演变时，内部惩罚契约、内外损失分担契约的综合激励效果提升，而外部损失分担契约的综合激励效果下降。即当生猪供应链组织结构由单核心向双核心演变时，内外损失分担契约与内部惩罚契约成为可供选择的契约类型，且内外损失分担契约的综合激励效果更为明显。本文明晰了生猪供应链组织结构演变路径及其特征，揭示了生猪供应链组织结构模式与质量激励契约之间的最佳匹配规律，提出质量激励契约的三维评价标准，上述发现为生猪供应链组织结构变革、生猪质量激励契约设计与评价提供理论依据，并拓展了供应链组织结构与质量契约等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