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金融市场防范风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国内部分企业与政府在国内发行债券时,或因为政策又或因为最终投资者等因素受到诸多限制与不便。而近年来海外利率普遍走低,虽然有部分国家（比如美国）基准利率上调了几次,但总体来看,海外利率水平相较于国内仍处于低位。因此,许多在国内通过债券融资渠道受限的企业或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海外,瞄准了美元债这一市场。近几年来,美元债市场越来越火爆,一级市场发行规模总体呈现快速上升态势。从Bloomberg上获取到的数据可以看出,2017年到2019年,中资企业境外美元债发行数量达到1648只,发行规模达到6120.23亿美元。特别是在2019年,中资企业境外美元债券发行更是达到创纪录的2366.62亿美元。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了这个市场,对这个市场的各方面研究亦迫在眉睫。就目前看来,境外美元债市场虽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债券在发行过程中,市场化定价程度相对较低,对其定价机制的研究文献较少,企业在考虑发行美元债的境外融资成本时无法具体知悉其定价过程。这就给许多第一次发行美元债的企业带来较多顾虑。因此,本文基于此历史背景下去研究中资境外美元债定价机制。本文通过查阅参考文献和咨询众多美元债发行市场上的一线人员,详细梳理了美元债的方方面面,如定义、市场规模、发展现状、发行政策、发行流程、优势以及国内外对其定价机制的研究（该部分写在文献综述）,随后通过自我思考、借鉴其他文献等方式,通过一般债券定价理论模型（无风险利率+信用风险溢价+流动性风险溢价+其他风险溢价）筛选出了一些重大影响因素,包括了无风险利率（美国同期限国债票面利率、中国同期限国债票面利率）、信用风险溢价（债券评级、发行规模）、流动性风险溢价（创新地引入了承销商上年度市场份额占比、承销商数量这两个变量）、其他风险溢价（美元指数期货）共七个因素。在论述了这七大因素如何影响至最终的美元债票面利率后,考虑到解释变量过多,本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法,意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减少解释变量个数,使模型更为精简,美观。然而主成分分析法结果表明,七个因素之间线性相关性较弱,无法通过变量替代减少解释变量个数。因此,本文将七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票面利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之后还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但存在异方差。因此本文采用了实例中通用的解决异方差的办法（即“OLS+稳健标准误”）再次进行了多元回归。最终回归结果表明除两债券发行规模这项变量外,其余六个变量均显著,他们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75、3.352、-0.111、-0.121、-0.038、-0.231,也即中国国债利率和美国国债利率均对中资境外美元债的票面利率有正向影响,其余四个变量对美元债的票面利率有反向影响。因此,对于未来想要发行境外美元债的中资企业来说,相较于中国和美国国债利率,其更应该关注中国的,其对于美元债的票面利率来说影响深远,而就债券评级、承销商上年度市场份额占比、承销商数量以及美元指数期货四个变量来说,选择市场份额较高的承销商、尽可能选择过多的承销商是比较切实际的降低票面利率的方式,对于提高债券评级这个方式,难度较大收效甚微,不具备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