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实际操作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关于它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是翻译研究的长久命题之一。但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译者应该摒弃主观因素,忠实地复制原文,因此译者被喻为“仆人”,“机器”等。而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译者的主体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作者就欲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来对比分析《大卫·科波菲尔》,进而研究译者的主体性。该理论突出强调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同时该定义表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集适应与选择于一身。该理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的“适应与选择”学说为哲学依据和指导,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适应与选择是译者的本能。本文以该理论为基础,从译者对自身需要、能力和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角度,对比分析了分别由董秋斯和张谷若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在译者的需要方面,包括译者的生存需要、职业兴趣,理想追求等;在译者的能力方面,指译者的双语、双文化和传达原文风格的能力;在翻译生态环境方面,因为文化是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要件和译者需重点转换的视角之一,因此文本对比选择了文化维度。通过对比说明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过程进行适应和选择,体现在翻译文本的选取、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译者受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是绝对的,具有相对性的特征。所以教育以后的翻译工作者在平时要扎实打牢基础,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自律意识,努力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诸多要素,翻译出高质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