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2001：1)认为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史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对等，这一曾经至关重要的概念，逐渐淡化，并最终消解。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就是通过“取消原文的王位”，打破了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对等的一统局面。“目的论”的创始人汉斯·弗美尔认为一切翻译目的皆有可能，等值或等效只是其中之一。目的是翻译活动的主导因素，译者据此选择策略，并向翻译的发起人(通常是译者的客户)负责。贾斯特·霍斯-曼特瑞认为译者为实现跨文化交流所作的一切努力属于翻译行为，而翻译是指译者在语言层面的操作，前者包容并且决定后者。而克里斯汀·诺德着眼翻译教学，从功能的角度划分了文本和翻译的类型，并主张译者分析翻译问题时应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先确定翻译的目的这一决定因素，以保证正确的方向。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刷新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是一种全新的翻译哲学。纯理论未必可以直接应用，但它必定给应用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带来深刻的变化。而目前我们对该理论的研究多停留在探索其对翻译实用性文本(如中医药文献和广告的翻译)的应用价值上，而忽视了其纯理论的一面，未能充分揭示这一理论对翻译研究和教学的启发意义。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有着天然的联系。鉴于此，笔者拟通过本文探讨功能理论对我国翻译教学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了对教学改革的一些看法。文章首先将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与在国内翻译研究和教学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进行了对比，以彰显其相对于这一通行理论的优点。步骤如下：第一，证明了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虽然拥有一个强大的意义分析模式，但它的翻译原则，较之以前的理论并无实质差别；第二，证明了社会符号学之所以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地位，就是因为它不但认同传统译论所追求的“神似”或“化境”等目标，而且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一个科学的途径。在总结社会符号翻译途径的特点之后，文章通过实例分析，对比了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和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解释力，由此揭示了社会符号学翻译途径存在的漏洞，并指出了其根源所在。然后文章分四个方面，将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优点与社会符号学途径的缺陷相对照，再结合翻译教学的实际状况和社会对翻译教学的要求，证明了社会符号学对这些方面的改革作用很小，甚至还有消极作用，而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既是适合本科生的翻译入门理论，又是良好的翻译教学指导理论。首先，从翻译的学科地位来看，社会符号学途径虽然对突出翻译相对于语言学的特色有一定的作用，但以其为指导的翻译教学很大程度上还是课堂中的语码转换活动。而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注重对翻译目的、发起人、译语载体等因素的关注，强调了翻译作为一种职业的特点，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因而更能突出翻译的学科特点。其次，从教学内容来看，文学翻译比重过大，实用翻译偏少，专业及从业知识教育缺失，社会符号学途径不但无法纠正这些偏向，而且还可能强化之。而功能理论灵活的翻译原则及对译者跨文化交流专家身份的认定，则能提供有效的改进办法。再次，从教材来看，传统教材的缺陷，如原文背景缺失、翻译目的不明确，及忽视实用翻译技巧的传授，也不是社会符号学途径可以解决的，而功能理论对翻译情景的全面把握，则为解决这些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还有教学方法的问题，社会符号学途径以文本处理为重心，注重翻译终端产品的评价，自然无法改变传统的静态教学模式。而功能译论则主张自上而下地解决翻译问题，注意文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依照它对翻译过程的描述，恰可以形成一种可以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缺陷的动态教学方法。笔者还利用一篇新闻报道，对这一设想中的模式进行了展示。最后，文章还略谈了翻译错误处理和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与社会符号学途径相结合的必要性。总之，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如何翻译，如何教翻译。以之作为翻译教学的基础理论，将会有力推进翻译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