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文化史的“灵感源泉”娜塔莉·戴维斯为考察对象,以她学术生涯中的历史观转变为主线,以史学研究路数的四维因素(研究对象、观念预设、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为主要分析框架,重点讨论戴维斯新文化史研究四维因素的型塑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对整个新文化史运动的影响。本文认为,戴维斯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她的学术起点是社会史,这种模式将历史看成现实喜剧,将重心放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认为经济因素决定以文化为代表的“上层建筑”或“第三层次因素”,并试图用社会科学实证方法展现历史的进步性。但戴维斯的早期研究既没有呈现出人类进步的图景,也没有展现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导致了社会史模式的意义真空,也促使她对其观念预设进行反思。戴维斯的突破从研究对象和观念预设这两个维度开始:一方面是进入文化领域,另一方面是逐渐离弃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这个二元模型,转而强调文化与社会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此外,对自身及家族经历的反思和学术圈子的影响也促进了戴维斯新观念预设的成型,而阐释人类学和文学新历史主义则更为她提供了科学想象(深描)的方法,这为她随后的方法嫁接(实证+想象)奠定了基础。借着想象之翼,戴维斯开始将历史视为一出悲喜剧,她让实证方法下一个个残缺、忧郁的生命变得完整、鲜活而充满希望,也让新文化史找到了它的意义寄托。从现实喜剧到悲喜剧,戴维斯代表的不只是她个人,她还体现了历史学界(尤其是美国历史学界)从社会史模式向新文化史模式转变的最初的努力和探索,她不愧是新文化史的“灵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