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2年以来,我国各省市的空气质量很少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去年,我国的城市环境空气标准有所修改,这样一来,能够达标的城市锐减,去年仅为40.9%。国家为了严厉控制环境问题,出台了新政策,对于没有完成国家环境标准的城市,将给予“区域限批”的处罚。但区域限批极大的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国家并不希望区域限批成为限制环境污染的主要方式。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的“两会”期间提出要向污染宣战。1政策导向虽然至关重要,但环境污染问题解决的第一线仍然是法律。法律的规制是理性的,有理有据的,可普遍适用于任何利益主体。如果单单依靠政策来限制区域,只能是督促地区政府的行为,并且该方式的使用时效和适用范围不具有普遍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也随之发展起来。人们不再只关心吃住行的基本民生问题,而是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关注了涉及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环境有关的纠纷数量以每年高于20%的速度逐年增长。2001年仅仅投诉到环境保护部门的此类纠纷就达到40多万件。2然而环境诉讼案件由于举证难、鉴定评估难等原因,导致诉讼过程中不仅当事人和律师普遍感到头疼,就连人民法院的主审法官有时也感到为难。面对这一颇具挑战的环保新课题,立法界、司法界以及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纷纷献计献策。法律逻辑领域的学者也做出许多与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相关的研究。但是并未针对环境问题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研究范围过于宽泛,并非擅长思维辩证的法律逻辑所能驾驭。另一方面法律逻辑中属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一直以来被运用于审判程序以及演绎推理通常被运用到刑事侦查中,人们忽略了逻辑实际上渗透在生活以及工作的任何细节,法律解释以及立法体系的合理也是可以依托法律逻辑理论来检测。本文便是运用形式逻辑的和非形式逻辑的理论来检测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环节是否牢固,适用法律法规环节是否合理,执行判决裁定的环节是否有效。据此,本文共分为四章展开论述。首先,第一章,笔者详细分析了公益诉讼和法律逻辑中有关概念的定义,明确本文涉及到的概念的范畴、内涵以及外延对于后文分析公益诉讼的逻辑褶皱非常重要。只有明确了公益诉讼司法体系才能知道有哪些不合理之处,而明确了法律逻辑的有关概念,才能将这些不合理之处以逻辑思维模式加以检验。因此,这一章的第一部分论述公益诉讼相关概念。公益诉讼一词在实务界和理论界内部和相互之间尚未达成共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呼声一直很高,实践中也确实有一些检察机关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力,维护了环境公益。但在理论界,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首先将公益诉讼一分为三,着重对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进行了探讨和定义。不过,亦有学者对公益诉讼本身下了较为完整的定义,但是在其具体的论述中往往也只是针对公益诉讼中的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公益诉讼展开讨论,并不涉及其他类型。本文即针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民事法律关系展开讨论。第二部分为法律逻辑的概念,三段论在目前的司法审判中较常运用,是传统的逻辑思维模式,但是三段论有僵硬和不能广泛适用的弊端,因此不能仅仅依赖三段论来作为检测和保障司法审判公正的手段。为了揭示三段论的缺漏,这一部分首先论述演绎推理中的三段论概念,三段论推理是演绎推理中的一种简单判断推理。它包含两个直言命题构成的前提,和一个直言命题构成的结论。一个正确的三段论有且仅有三个词项,其中联系大小前提的词项被称作中项,在前提中出现两次;出现在大前提中,又在结论中做谓项的词项叫大项;出现在小前提中,又在结论中做主项的词项叫小项。这样的三个词项涵盖所有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则,可见推导出的结论必将缺乏周延的结论。许多学者也看到了传统三段论的弊端,因此非形式逻辑迅速崛起。图尔敏是非形式逻辑学派的代表,他对传统逻辑中的符号化,数学化的趋势做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些符号其实是冰冷的,僵硬的,脱离了现实生活。而最需要推理和论证的恰恰是现实的生活,人们需要评价他人的论证和自己的论证是否正确,是否充分,是否足以被人们接受和认可。于是基于对各行各业的观察、归纳、总结,他提出了图尔敏论证模型。这个模型中包含予料(或根据,datum,D)、支援(或必要条件backing,B)、保证(或理由warrant,W)、限定(qualifier,Q)、反驳(或例外exception,E)和主张(或结论claim,C)等基本要素。限定是对主张的评价,因此在做一个完整的论证时限定有时是被排除在外的。不同的论证环节可以套用不同的法律阶段,可以套用不同的法律事实和规则,这是论证模式的灵活,也是思维的弹性。其次,第二章,详细论述法律逻辑这个学科中涉及到哪些与法律有关的知识点,从而进一步解释法律与逻辑如何结合,如何交叉,法律逻辑如何作为一种法学方法用以分析法律。主要论述法律的逻辑理性,以及图尔敏模型在司法裁判中各个论证环节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包括图尔敏论证模型中与支援和保证相对应的法律概念、法律规定以及和主张相对应的诉讼请求等。再次,第三章,进入法律逻辑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检测。当形式逻辑的逻辑推理和论证在适用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法规时如果发生排异,则不能推导出结果为真,那么必然有问题发生在前提条件中。至于是大前提的问题,还是小前提的问题,需要通过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案例来进行个案分析。同样的,在图尔敏论证模型中,如果保证(warrant)不能妥善得到支援(backing),那么就不能得出有理有据的主张(claim),同时也要确保没有反证(rebuttals)来推翻主张C或者至少假设C(M)。并通过日本与美国的两个典型案例说明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以及围绕“社会组织”这个概念本身的登记困难问题展开讨论。社会组织的登记程序在现实中的难题,这是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的冲突。而公益诉讼的必要支撑——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模糊面临的是逻辑修辞的不合理导致法律丧失了理性。公共利益的概念明确亦是对保证的完善,只有保证得到良好解释,才能确保图尔敏模式的检测功能是准确科学的。同时,制度的提供与需求也有逻辑矛盾,在经济学上而言便是市场的供求不均衡。我国多省市设立了环保法庭,但是却门庭冷清,受案率极低,这样的现象追根究底依然是法律的不完备,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再次出现摩擦。最后,第四章,通过对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公益诉讼模式逻辑性详细讨论,探寻中国的公益诉讼逻辑褶皱解决之道。日本的公害诉讼理论起源20世纪60年代末。公害指人为地对环境进行破坏和污染,造成人与物等方面的损害。3日本的公害诉讼模式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的碰撞,不停修正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具有逻辑合理性,诉讼体系以及法律和实施之间的逻辑鸿沟渐小,可资借鉴。而美国的公民诉讼经过漫长的发展道路,从“私人检察官制度”发展至今,美国的公益诉讼程序每个环节都日趋完善,对于举证和责任认定规则形成了稳定的制度。我国取“他山之石”完善前文所提出的主要三个问题。社会组织应当受到两个方面的支持,政府方面的体制支持,和民众的意识支持,唯有让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良好,政府才能放权于它。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得社会组织负担起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应当担起的责任。至于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应当对其进行更为精确的司法解释,但鉴于2015年新近出台了关于环境保护和公益诉讼的司法解释,寄望于最高法院再次出台解释过于耗费人力物力,因此建议在个案审查中,由审判法院报请高院,后者根据案情自由裁量进行司法解释,以此明确公共利益在环境公益诉讼语境下的内涵。最后,对于司法供求失衡这一点,环保法庭的供应已经存在,若是撤销不合常理,也更为浪费资源。建议,从体制上入手,以往公益诉讼案件稀缺,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具体的诉讼程序不详细,法院不知如何审,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理性经济人公共选择的理性冷漠,即社会人追求私人利益,对于公共利益漠不关心,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提高公民环保意识,完善司法体制。保障环境资源以及生态平衡,除了司法救济的途径,还需要行政机关的配合,最后形成司法与行政的双管齐下才能让自然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