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身处的年代(1926-1984)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神话日益暴露出理论和实践危机的时代。福柯洞察到了这一危机，并把对主体真相的探求作为一贯的思想旨归。围绕着“主体”这一核心，福柯一生的学术研究按先后大致分为三个维度：知识问题、权力问题和伦理问题。前两个维度探求的是间接的、被构成的主体：人对物的暴政使人陷入知识陷阱，人对他人的强攻使人陷入权力牢笼。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最后一个维度即伦理问题，是主体在审美意义上的自我构成，是福柯试图重建的“主体”。福柯对伦理问题的研究也即他的伦理学一美学思想。 福柯的这一理论转向是必然的，当然，“伦理”和“道德”在福柯的理论中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特定涵义。他的伦理观与古希腊的生存美学有某些契合之处。通过考察古希腊的自由人伦理，福柯发现对“性”这一领域的积极置疑集中地代表了古希腊人的生存美学观，而当时的性道德观念渗透在对快感与价值、享用与义务、控制与德性以及自由与真理这些概念的界定方面，性行为的风格化则表现在养生法、家政学、性爱论和真理通道四个方面。古希腊生存美学的核心是关注自我，通过自我控制成为自己的快感对象，追求风格化存在。福柯进而提出，我们也可以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创造我们的日常生活。 福柯的伦理学—美学给我们的启示是：实践性：在每一桩微小的生活事务中，我们必须靠自己的艰苦劳作来书写自己的伦理学—美学，塑造“为我”的存在；开放性：它没有提供固定可依的规则章程，而是给每个人留有充足而必要的行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