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的持续下行影响了世界贸易和货物运输,加之船舶的产能过剩,国际航运业面临着资金短缺、业务骤减的危机,部分航运企业不得不选择破产或者重整程序以摆脱经营困境。2016年,作为世界航运企业巨头的韩进海运公司在韩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成为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国际航运企业破产事件。因为航运企业的跨国性与资金密集性,所涉及的破产标的数额巨大,将会直接引发大规模的涉外诉讼,对全球经济贸易秩序与正常航运秩序造成巨大的影响。而船舶作为航运企业的主要财产,自然成为航运企业的破产财产之一。航运企业跨境破产不仅仅涉及一般破产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还与船舶扣押以及船舶优先权等相关海事海商制度相关联,因此便产生了船舶扣押在跨境破产中的适用问题,使得航运公司跨境破产案件的处理愈加复杂。如何协调跨境破产与船舶扣押的关系,使债务人的资产价值最大化并使所有包括海事债权人在内的债权人得到公平清偿成为近年来破产法与海商法学界广为探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破产债权复杂性、破产财产流动性以及破产财产保全特殊性三个方面指出航运企业这一特殊企业类型跨境破产的特点,并重点对海商法中最为典型的保全制度——船舶扣押的概念、法律性质及不同法系中船舶扣押制度的规定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引出航运企业跨境破产中船舶扣押措施的适用问题。涉及船舶扣押的航运企业跨境破产案件中存在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为债务人破产程序启动时、船舶扣押措施启动时以及债务人破产程序得到承认时。实践中最常见的船舶扣押适用问题就发生于船舶扣押措施的启动时间早于债务人破产程序的启动时间这一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处理航运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以前就已经启动的船舶扣押措施问题。事实上,船舶扣押在跨境破产实践中的适用问题之实质就是破产法下“自动中止”效力是否及于海事海商领域以及效力所涉及资产范围的问题。一方面,破产法律以债务人破产财产为债权人公平清偿为立法目的;另一方面海事海商法律则强调对海事债权人的特殊保护。破产法与海商法立法宗旨与立法目的的区别成为船舶扣押措施在跨境破产适用的本质原因。从权利认定的方面来看,各国对船舶债权与破产债权之认定以及受偿顺序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差异给债权的实现带来不确定性,也造成航运企业跨境破产国际司法协助开展之困难。区别于一般涉外民商事破产案件,航运企业跨境破产案件往往涉及特殊海事规则及海事诉讼程序,使得船舶扣押的适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跨境破产管辖的影响。目前各国确定破产案件管辖权的原则主要有三种:普遍主义、地域主义以及新实用主义。普遍主义以唯一或主要的破产法院管辖为基础;地域主义则强调各国法院独立适用本国法律进行破产财产的管理与分配;新实用主义在上述两种确定管辖权的原则上形成修正普遍主义以及合作的地域主义,强调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最有效和最经济的管理。目前国际及各国国内法暂无专门针对航运企业跨境破产的立法例,而航运企业跨境破产作为特殊类型的跨境破产,船舶适用等问题受到跨境破产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制。其中,国际上有关跨境破产的典型法律框架及立法规定主要为联合国《示范法》以及《欧盟理事会破产程序规则》,从区分主次破产程序、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救济以及跨境破产的国际协作等方面加以规定;通过对各国针对涉及船舶扣押的航运企业跨境破产的典型案例及立法进行比较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在船舶扣押适用问题上立法与司法实践仍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借鉴国际立法框架与其他国家有益司法实践经验,从跨境破产制度构建、海事海商制度完善、国际司法合作开展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包括填补有关跨境破产的立法空白、明确管辖权确定标准、放宽互惠原则的适用、推动跨境破产案件的国际合作等内容,以期合理协调航运企业发生跨境破产时各方当事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