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F.S.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且已被翻译成多个不同的中文译本,其中以巫宁坤版最广为流传和关注。2013年,由译者李继宏翻译的最新中文版《了不起的盖茨比》,因在封面冠以“最佳中文译本”的大胆宣传语而在读者中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对该译本的争论之声不绝于耳。评论虽多,大都缺乏理论依据。如何看待李译版《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本研究的出发点。阐释学是一门探索意义的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中的“偏见”、“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等概念突破了传统译论关于作者、文本至上的偏见,为翻译研究,特别是文学复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本研究是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文学复译本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不起的盖茨比》新旧译本有何不同?如何从阐释学角度来分析新旧译本的不同?如何在以哲学阐释学原则为启发的多元化复译标准之下客观地看待李译本的价值?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采用对比研究法,从《了不起的盖茨比》李继宏译本和巫宁坤译本当中选取翻译实例,运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原则来对比、分析两个译本中翻译的不同之处,论证哲学阐释学对文学复译的有效解释力和理论指导,并进一步提出文学复译在阐释学视角下的多元化评价角度,最后由此总结《了不起的盖茨比》新译本的翻译价值。本研究的结论是:哲学阐释学为文学重译的合理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了不起的盖茨比》新旧译本在遣词造句、语言风格和对文本意义的阐释上各有不同,基于哲学阐释学的原则,文学重译的标准不是一元化的,可以因文本的开放性、译者主体性和读者接受而有多元化的评价。《了不起的盖茨比》新译本扩大了原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读者的影响,在阐释学层面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