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柯文目前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费正清之后，美国中国史研究学界中最杰出的学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柯文对流行于美国中国史研究中“挑战——回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这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主义模式的批判之后，柯文教授总结了7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中国近世史研究中逐渐出现的趋势——“中国中心取向”。“中国中心取向”的提出为柯文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此后，北美中国研究学界所产生的大多数研究成果都运用了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方法和前提。然而经过此后二十年的学术发展，“中国中心观”原有的一些潜在局限性逐渐暴露了出来。鉴于此，柯文教授也对此作出了调整与补充。 “中国中心观”之外，柯文教授也在进行着具体的历史课题研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对“中国近世史”的研究。早在50年代柯文初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时，他即开始了对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中，柯文不再走过去研究传教士的路子，而是“更加注意理解和评价基督传教团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柯文在此时的研究中仍然没有摆脱“挑战——回应”模式的影响，但却就此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课题。 此后，柯文以晚清人物“王韬”为个案，通过为王韬及同时代其他人物作“集体传记”的做法，深入到这批中国早期“沿海改革家”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之中，为我们展示了晚清社会的另一面貌。 1997年，柯文出版了《历史三调》一书，不仅全面表达了自己充满“后现代”色彩的历史观念，也对传统的“义和团”问题研究提出了全新挑战。为了把义和团的思想和行为变得更“自然化”和“人性化”，他求助于跨文化比较，并且尽量把相对于中国的“他者”的范围扩大至西方以外，把非洲以至世界其他地方都包括在内。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心理学分析等种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显示了柯文全新的研究视角。 传统历史课题之外，柯文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也值得注意。针对90年代中国再次复兴的“民族主义”思潮，柯文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对19～20世纪这段柯文中国历史研究述评历史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对“国耻”问题讨论的分析，柯文也表达了自己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 从深层看，柯文所关注的课题的本质其实还在“中国与西方关系”这一点上。虽然“中国中心观”的运用，使柯文的历史研究更加贴近历史的真实，但柯文所在意的“历史意义”却折射出了许多西方文化的观念。而这一点，对我们进行的国际汉学弥足珍贵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