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七世纪起，英国人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第一位从事汉学研究的英国学者是“牛津才子”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此后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各种原因导致英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落后于法德两国。尽管如此，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中国研究并非后继乏人:在英国的19世纪诞生了理雅各(James Legge)这位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之后，在20世纪又产生了一位未走出国门的“中国通”、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此外，在鸦片战争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英国知识界涌现出一批在中国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自成一格的中国研究专家，他们对中国的介绍和研究日趋广泛和深入。自19世纪晚期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英国的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剑桥(CambridgeUniversity)、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等著名学府，先后开设中文讲座，创办中文系科，聘请久居中国并对中国文化造诣深厚的传教士、外交官执大学教席。而在同一时期，为了服务于英国在华政治、经济利益，英国驻华使馆领事官、普通外交工作人员、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以及其他各类英国人士纷纷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不是职业汉学家或中国学家，但是他们或因为久居中国而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或是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所吸引，从而著书立说，因此，有关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中国研究，己远远超出汉学所涵盖的领域，而进入更为广阔的中国文化范畴。　　论文拟对如下内容进行研究:推动英国的中国学研究的英国官方的两个报告——雷伊报告(Reay Report)和斯卡伯勒(Scarborough Report)报告;倭纳(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的中国神话研究对英国中国学研究领域所做的贡献;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及其在世界中国研究领域的影响;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中国清廷文化研究和儒学研究;慕阿德(Arther Christopher Moule)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文林士(CharlesAlfred Speed Williams）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表号研究对英国中国学的研究领域的拓展;赫德逊(G.F.Hudson)的中欧文化关系研究;梅益盛(F.R.G.S.IsaacMason)的中国回教研究;蓝宁(George Lanning)的中国区域研究;李约瑟(Y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英国人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英国三大汉学重镇——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剑桥大学(CambridgeUniversity)、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影响。　　至于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1.笔者拟对论文所涉及英国学者的主要著述进行原典阅读，归纳各位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和解释的主要内容，发现他们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2.批判性地借鉴和运用二手资料;对其他中外学者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再结合原典阅读，分析每位英国学者有关中国文化介绍的特点和局限性;3.在做论文原典阅读时，用对比的方法，通过历时的、共时的对比发现不同英国学者在译介中国文化时的共性和特性;4.论文论述将以英国汉学家或中国学家为中心展开论述。　　与19世纪的英国汉学研究相比较而言，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中国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英国学者多采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法、观察法、移情法、翻译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文化比较法进行中国研究。在牛津等三大汉学重镇的学术研究以外，尽管该阶段英国的中国研究硕果累累、异彩纷呈，却依然保留了“散兵游勇”式的特点，也许这种现象更体现了英吉利民族的民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