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社会剧变的背景下，中国史学经过不断嬗变，顺利完成了转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史学取代旧史学，逐步确立了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独秀的新局面。　　 抗战爆发后，面对空前民族危机，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旗帜，爱国主义史学全面勃兴，在其影响下，史学界出现了合流共融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建设、具体史学研究及爱国主义史学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得到充分发掘。另一方面，以史料考证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史学开始出现转向，史学家们承担起抗战文化宣传和动员的重任，形成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合流共融的局面。　　 从抗战后期开始，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史学界开始了新的分化整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继续扩大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对民生史观、唯心史观、文化形态史观、英雄史观、复古主义思潮等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进行了批判，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逐步扩大。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和国民政府独裁面目的日益显露，一些史学家在政治上向人民民主力量靠拢的同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尝试将之运用史学研究实践中，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吴晗、陈垣是其中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武装知识分子的头脑。经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史学家们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随着胡适批判运动的逐步展开，学者们进一步明确了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形而上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家队伍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史学，从抗战初开始的史学转型最终完成。　　 建国后，在新史学体系建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围绕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通过讨论，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加深，这一过程还衍生出许多具体研究成果，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了史学进步。　　 史学家的转变是史学转型的重要表现，建国前后的史学转型中，许多史学家抛却原有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陈垣、雷海宗、刘节、童书业等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