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兴木刻的发展不单是艺术自身的演变和重构，同时，是上层建筑诸如政治、文化、社会等各因素合力下的产物，并规约于一定的经济轨道之中。本文立足中国本位文化的立场，采用历史学、艺术学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木刻艺术置于抗战与大后方两大特定的时空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剖析，以探讨抗战时期大后方木刻艺术的时代特质与文化内涵。力图体现出木刻艺术发展进程中之世界、民族、地域间的统一，揭示在木刻艺术自律与社会外力的相互碰撞下，功利性与艺术性之间的辩正关系以及社会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全文分为五章，分别以中国新兴木刻的产生、大后方木刻中心的形成与确立、大后方木刻艺术创作思想、大后方木刻艺术的传播及新兴木刻艺术对抗战的贡献为思路，展开对大后方木刻艺术发展的纵横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产生了“左翼”美术运动，这是一个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影响的美术团体。左翼美术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艺术家同情劳苦大众的遭遇，把歌颂他们的觉醒作为创作主题，在美术上来说无疑是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紧密结合社会革命与现实斗争，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寻求艺术的大众化之路，是左翼美术运动始终如一的特点。抗战前的左翼美术群体大多数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和青年版画家，在高昂的革命热情驱使下，不仅在舆论上吁求将美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而且还身体力行，为各个群众团体画宣传画稿，油印画报，并经常参加写标语、撒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他们不仅把美术同革命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在两者之间，更倾心于革命。鲁迅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左翼美术运动的发起者和导航人。在鲁迅的倡导下，左翼美术运动很快将创作的重点转移到木刻版画上。从三十年代初期到三十年代中期，随着时局的发展，左翼美术社团的工作重心由“进行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活动”，转移到了抗日救亡的宣传上。二十世纪的中国，荆天棘地。向来敢于改造旧社会、敢于为民族呐喊、抗争，敢于直面淋漓鲜血的鲁迅，以他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以他卓越的美术视野和艺术眼光，身体力行，大力倡导、扶持和培育中国的新兴木刻，开展面向现实的木刻运动。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人民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能自救时，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艺术形式——中国新兴木刻艺术便开始登上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舞台，从此与中国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荣辱与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相关。“七七”泸沟桥的枪声，打破了战前以上海、北平、广州、杭州等为美术中心的格局，形成了以重庆为轴心的大后方木刻中心和以延安为据点的解放区木刻中心。大后方木刻中心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必然性。大后方很多城市地处大西南，这些地方群山逶迤，江河延绵。从远古时期就有众多的民族生息、繁衍在这一区域，并以他们强悍、勇猛、勤劳坚毅的品质和精神，创造了独特而辉煌的文明。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气候温和，风调雨顺，物产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具备许多滋养艺术的优越条件。抗战爆发后，随着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西迁，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各种艺术院校、艺术人才、木刻组织等相继迁移，形成以重庆为主的战时文化腹心地。尽管“中国木刻研究会”的条件十分艰苦，没有经费来源、没有固定的会址、没有编制、没有展地等。但是，进步的木刻家们抱着一片爱国热情和对木刻艺术的献身精神，紧密团结，克服种种困难，在创作、展览、培训、交流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鲁迅先生积极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得到了延续与发展。科学化、大众化、民族化是构成抗战时期大后方木刻艺术创作思想的三个核心内容，它们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辨证统一。科学化不仅是指技法的科学性，也包括把握题材、创造形式等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的科学化，木刻家如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也就不能正确表现大众的生活和理想，科学化是实现大众化、民族化最基本的技法要求；大众化是民族化的归宿，民族化是大众化的表现形式；民族形式也不仅仅是形式的，同时也是内容问题。科学化、大众化、民族化共同构筑了富有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的美术思潮，是新美术运动的进步主张在抗战时期的承袭和发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大后方与解放区两个不同政治区域中的美术家从未因战火阻隔而中断艺术交流。在这种交流中，不仅体现出大后方与解放区木刻艺术家各自的艺术成就与艺术特色，最为重要的是，在抗日救亡的伟大旗帜下，他们为民族解放战争发出共同的呐喊，为民族艺术的发展达成了合乎实际的共识。同时，一批批反映抗战现实的木刻作品被带进外国艺术殿堂，这不仅使全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人民抗战实情，也使文化艺术水准落后的国度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有了一席之地，得到国际友人的认同和嘉誉。更为重要的是，战争使民族文艺回归思潮在抗战强烈的民族情结驱使之下获得复苏，并冲破时空阻隔，在世界文化中突现民族性，在民族性中展望世界性战时木刻艺术沿袭了自它诞生之日所形成的革命传统，在救亡图存的革命意志和现实主义创作观指导下，配合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一、成为宣传的、战斗的、教育的革命武器；二、缓解了战时木刻艺术之困难；三、促进了学校木刻艺术教育的发展；四、确立了新写实主义美术观，引领战后整个美术的发展方向。在木刻艺术服务于抗战的同时，木刻艺术在中国、在战时，也正找到了它发展的土壤和空气。本文认为新兴木刻是20世纪中国美术最主要的艺术形式，是最自觉地将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推向更广泛、更深入的实践层面的艺术门类。它的发展体现了“革命美术”与“美术革命”的高度统一：新写实主义是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美术革命"在抗战时期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与发展；同时，又以科学、大众、民族为矩矱完成了“革命美术”的历史使命，同时也规约、引领了战后整个美术的发展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