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中国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率偏低,产生了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现有研究显示留守可能降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水平,留守经历降低了个体的人力资本质量,进一步降低留守儿童的未来收入,儿童留守问题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现有文献揭示了留守儿童的地理分布,但鲜见关于留守儿童父母去向的研究;关于留守儿童的规模仍存争议。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固然是留守儿童生成的原因,但在中小城市户籍已经逐渐放开的背景下,有必要更为深入的考察不同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影响。留守经历对儿童健康特别是精神健康的影响存在争议,对影响机制的研究忽视了留守的本质,即流动人口家庭分离对子女精神健康的作用。因此,本文旨在研究以下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一,中国留守儿童的特征事实是什么,特别是留守儿童父母去向的地理分布如何?第二,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成因是什么?第三,留守对儿童精神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是什么?首先,关于留守儿童数量的特征。本文利用国家卫计委2011-2015年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以及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2011-2015年留守儿童数量分别是3932.81万、3768.99万、3684.66万、3796.47万、4061.20万。其中,父母均外出务工的独自留守儿童是留守儿童的主体,占全部留守儿童比例超70%左右。因此,我国留守儿童的规模仍然非常庞大。留守儿童父母工作地向大城市集聚。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数量占全部留守儿童比例达到75%。留守的概率与儿童学龄成正比。学龄儿童留守比例明显超过学前儿童,受高考属地原则影响,初中和高中阶段儿童留守比例最高。因此,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的父母集聚在大城市,儿童留守与学龄密切相关,这些特征事实为我们研究儿童留守成因提供了启示。其次,关于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成因。本文从城市落户门槛的视角研究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成因。理论分析表明,成年流动人口为获取高工资向大城市流动,但大城市设立的高落户门槛使得流动人口家庭儿童不得不留守户籍地,落户门槛的技能偏向对低技能流动人口家庭的影响更大。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代表性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的匹配数据,实证研究发现:(1)城市落户门槛提高了流动人口家庭儿童留守的概率,其中高落户门槛导致的居住成本和基础教育资源可获得性是两个重要的作用机制。(2)流动人口夫妻双方倾向于共同到大城市工作,但大城市又无法容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以致流动人口家庭不得不让子女独自留守户籍地。(3)落户门槛的技能偏向增加父辈低技能(大专以下学历)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概率,降低父辈高技能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概率。因此,高落户门槛未能逆转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反而徒增大量独自留守的儿童,大城市的高落户门槛是我国产生大规模留守儿童的制度性原因。最后,关于留守对儿童精神健康的影响及机制。大城市的高落户门槛造成流动人口亲子分离。理论分析表明,父母共情陪伴的缺失增加了留守儿童抑郁量表得分,从而降低了留守儿童的精神健康水平。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父母外出务工对孩子精神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母亲外出务工比父亲外出务工对孩子抑郁程度负面影响更大。(2)机制检验发现,孩子向父母诉说烦恼和父母重视主动与孩子沟通交流两方面均会显著降低孩子的抑郁水平。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共情陪伴严重缺失,并由此导致留守儿童抑郁水平提高。(3)稳健性检验发现,母亲外出务工会显著降低留守儿童幸福感、自信心和人际交往的意愿,妨碍留守儿童健全人格的塑造。(4)以同社区或同县外出务工的概率作为父辈个体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与OLS估计方向一致,说明父母外出务工确实会显著提高留守儿童抑郁水平。概言之,大量的流动人口为获取高工资向大城市集聚,但大城市的高落户门槛造成流动人口特别是低技能流动人口亲子分离,父母共情陪伴的缺失降低了留守儿童的精神健康。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采取“抓大放小”的政策,大城市试图通过设立高落户门槛以限制外来人口。但大城市的高工资吸引外来人口就业,高落户门槛下基础教育的不可获得性将流动人口的未成年子女拒之门外,从而产生了新的城市病:父母为了提高经济收入双双进入大城市务工,但不得不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特别是落户门槛的技能偏向提高了父辈低技能儿童留守的概率,使低技能流动人口子女陷入留守的困境,从而降低低技能流动人口子女人力资本质量,产生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大城市的高落户门槛未能阻止人口流入,反而徒增大量留守儿童。大城市政府与其限制流动人口进入,不如增加教育供给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则应该对城市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经济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