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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索洛的研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要素的积累速度,而是技术创新。诸多研究表明,技术创新研发成本高、但复制成本极低,存在外部经济。在技术溢出条件下,仅靠市场力量不足以对创新产生充分的激励,故政府强化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已成为世界各国共识,而如何强化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则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中国作为深具东方文化底蕴的后发转型大国,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能产生远高于私人收益率的社会收益率；故其R&D投入效率又是后发优势能否充分发挥的关键。本文研究揭示,发达国家对中国存在高新技术转让壁垒,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技术引进费用与其新产品销售收入呈显著的负相关,亟需政府R&D投入改变内资企业市场份额持续降低之困境。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认为,政府R&D投入有助于刺激本国R&D活动(Helpman,1984),缩短技术差距,改变后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最终跻身于世界技术领先国之列。自上世纪末,中国加大了R&D投入强度,政府R&D也相应增加,但通过诸多指标衡量,政府R&D投入效率现状堪忧,妨碍了后发优势发挥。笔者实证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R&D投入(含政府R&D投入)效率远不如三资企业。其中政府R&D的投入效率不高的根源之一是其具有双重效应,即“引致效应”和“挤出效应”。投入到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的政府R&D投入存量对产业内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均具有一定的“引致效应”；但对属于市场需求较敏感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却存在一定程度“挤出效应”。本文研究所揭示的这一行业差异可为政府R&D选择性投入与效率提升提供有益的思路。进一步分析表明,除影响政府R&D投入效率的行业差异因素外；政府R&D后续投入过程中面临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亦可对其效率产生较大影响；故提高政府R&D效率的关键在于缓解其投入所遇市场需求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而政府R&D的选择性投入有助于化解其信息不对称。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分析了政府R&D选择性投入依据和机制。选择性投入途径有：选择一,基于行业差异的选择性投入。对公享性强、覆盖面广、在国计民生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业或产品,由于其市场前景或空间均较明确、进行后发追赶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小,国家宜加大投入。选择二,基于企业家创新能力的选择性投入。企业家作为特殊的人力资源,其商业精神、市场直觉及商机捕捉能力一旦被充分利用,则有助于矫正政府R&D投入的信息不对称,减少政府的误投入,使政府R&D投入更适应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为此,政府亟需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使不同类型企业家的创新才能得到充分的激活、拓展。在此基础上,提高政府R&D投入的效率。选择三,以共性技术研发为目标的选择性投入。针对集聚经济共性技术外溢较大、研发目标集中、隐含的市场需求信息明确的特点,政府对此类研发予以投入,可化解集群技术创新中特有的“囚徒困境”,获取事半功倍的效果。以上选择之所以是明智的,是由于其可有效地缓解政府R&D投入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其投入效率,有力促进中国技术创新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