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明确要求,为进一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法治宣传教育作为法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亟需适应时代发展,创新方式方法,着力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面向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综合运用大数据、算法、云计算等技术推进人工智能普法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在政策层面,人工智能发展被列入国家战略,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而创新同样是新时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现实所需。在社会层面,新技术推动政府传播模式变革,立法、司法、执法领域实现智能化,同时公众法律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特征。在媒介层面,传统大众媒介普法宣传效果趋弱,“智慧普法”理念落地生根。人工智能法治宣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第一,大数据的合理利用将进一步提升普法实效性。法律大数据平台建设有效整合法律资源,优化公共法律服务,提升精细化、专业化水平;运用大数据准确定位用户需求,推动“灌输式普法”走向“精准普法”;普法与立法、司法、执法领域实践深度交融,互动中达成普法目标,培育公众法治信仰。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增强普法交互性。人机互动丰富普法互动效果,畅通反馈渠道,激发公众接受法治宣传教育的积极性;智能传播技术赋予场景化普法传播生命力,定制普法场景,增强公众参与感、体验感,调适两大普法“场”之间的冲突。第三,优化法治宣传教育供给侧。运用人工智能实现深度式普法,满足公众更高层次法律需求;以立体化、非线性传播方式,更加侧重于公众权利意识培养;草根化传播属性提高普法覆盖面和工作效率。人工智能法治宣传教育发展面临困境。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存在潜在风险。算法筛选机制下的精准普法容易引发群体极化;不透明的算法黑箱也可能会左右普法工作合理有序开展;强人工智能阶段,机器的异化风险同样需要加以前瞻性防范。其次,人工智能普法传播也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智能化鸿沟”与“算法鸿沟”将会造成新的“普法鸿沟”,挫伤普法传播效果;技术界与法学界的专业区隔为推动人工智能普法增添了难度;新时期普法目标侧重有所变化,普法传播实践与普法目标之间矛盾渐显。最后,智能化传播语境下,涉法舆论引导面临困境。一方面,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弱化,平台媒体蚕食传统主流媒体市场,政府对涉法舆论引导遭遇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价值判断局限性,影响涉法舆情科学有效治理,将决定涉法舆论引导能否成为普法传播的有利补充。优化人工智能法治宣传教育路径。针对人工智能法治宣传教育所面临潜在风险和现实挑战提出对策。第一,规避人工智能普法技术风险。实行法律数据源事先审查制度、推进算法可视化进程、加强法律界与技术界合作;第二,促进人工智能普法传播发展。推动多渠道普法传播模式协同发展、遵循法治宣传教育传播规律;第三,提升人工智能普法舆论引导力。探索网络涉法舆论引导新范式、以媒体融合构筑立体化普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