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不断努力将自己思考的结论付诸于生命实践的哲学家、思想家。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也被誉为现代中国的“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动荡的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学处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备受争议和误解而渐趋没落的大时代中，跳出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发展现代新儒家思想，重新确立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方向。从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就从不同角度反复申论孔家学问的实质，他认为，儒家学问的方向代表着整个东方学问的方向，儒家的核心思想便是“仁”和“礼”。梁漱溟“仁”、“礼”学的思想是通过中西思想的互证互释，使得儒学与现代文明，儒学和西方哲学双向沟通和交流。梁漱溟将传统儒学的人生感触与柏格森精致的直觉思想相印证，并接受吸收其哲学思想，他将柏格森直觉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等同起来，站在儒家立场上消化吸收其生命创化学说，认为中国人的求知就是直觉的方法，西方所讲的直觉的方法是向中国传统的一种转化，从而发出“直觉便是仁”的论断，形成了梁漱溟自己独特儒化的生命哲学。梁漱溟“礼”的思想是融贯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为一体的“理性”，“理性”不仅是梁漱溟的行为准则、出发点，也是他人生与学说发展的逻辑结果，“理性”是梁漱溟思想行动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道德的根本在理性，儒家思想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叫人去寻找自己内心中的“理性”。梁漱溟的“礼”学是对孔子儒家思想的明确和发挥，这不仅反映在他的学说思想上，更将其实践于中国现实社会，提出“新礼俗”的构想。梁漱溟“仁”、“礼”的哲学思想稳固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使其成为联络民族感情的纽带，以生命化孔子的方式，解读出孔家儒学的真切人生感悟，唤起中国人民对民族文化应有的信心，使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梁漱溟“仁”、“礼”哲学思想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基本精神与儒家道德人格融汇在一起，加强了道德规范的强调，注重对仁爱精神的弘扬，不仅引发人民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增强民众的社会责任感，而其中所蕴含的淡泊名利的自然主义和非功利色彩更是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人类现实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