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个村庄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社会层，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主要来于对土地的不均等占有。由于地权的分配不均，造成农民内部的分化，在山西乡村社会，经常活跃着一批‘受苦人’，这批‘受苦人’的表征特点为：在田间‘做营生’或‘动弹’，但田底权并不属于他们，他们只是拥有田权的雇佣对象。 一般说，土地较集中地区雇工经营较多，土地较分散区自耕农较多，山西土地较为贫弱，经营的零碎化即小农生产，使自耕农比重较大。在这些经营中，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民所占比例极少，最大多数的耕种者都是小农。在土地生产力的低落和经营的小规模下，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过剩，使得乡村中雇工和雇主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本文主要以山西省二三十年代为研究对象，探讨此阶段山西乡村雇工的运作形式、雇佣关系以及雇工的社会生活，分析了山西主雇关系的供需状况及原因。 在山西雇佣劳动成为自耕土地的必要补充与调节。然而雇工并非全由雇农来充当，季节性雇工的构成远不止雇农阶层，尤其是日工的成员构成非常复杂。同时由于生产的季节性，雇佣期在逐渐缩短，频繁的流动劳动成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调节方法。 虽然说二三十年代的乡村雇佣在山西已明显的带有近代的特征，劳动力逐步的商品化及雇工身份地位的平等化发展，促使封建性束缚减少，表现为劳动内容和工资待遇的合理适配，然而雇工中尤其是‘家奴’地位的长工仍大量存在。由于雇工收入的微薄，造成其家庭生活的困窘，使其忙于吃穿而远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这也影响其本身的素质和状况的好转。贫困的教育、医疗保险及流向仍是其主要问题。 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雇工状况是近代华北乡村雇工状况的一个缩影，它既包含着传统乡村雇工社会状况的症结，又凸现着近代发展的特点，并在社会变迁与重构中反映着重大变化，一定意义上对土地改革与政治翻身运动做好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