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资源环境紧张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凸显,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内部经济活力,调动内在需求,亟需寻求到有效的途径解决我国城乡收入分匹配不均等的问题。金融资源作为驱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血液,其资源的均衡配置对于城乡地区经济建设具有着深刻意义,因而从金融视角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就具有了现实必要性。作为市场主要参与主体之一的地方政府身上兼具着实现地区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均衡的重要职责,在干预地区资源分配、调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受政绩晋升激励考虑其政策意向偏好对金融资源分配的影响就显得极为重要。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干预的背景,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出发,通过梳理过往研究的文献,找到了以金融分权作为研究视角探讨城乡收入差距的切入点,界定了金融分权是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激励地方发展经济,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就金融资源配置权和控制权进行划定与分配的一系列显性和隐性制度安排。在回顾过往金融分权改革发展的历程,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刻画城乡收入差距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各自发展的特点。建立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从中央对地方政府政绩激励与地区间政府竞争的前提出发,构建了包含城市与农村的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在纳入地方政府对效率和公平的行为偏好、金融分权、城市化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之后,通过模型推导提出了本文的三个研究推论:推论一,金融分权资源对城市及农村地区融资水平的提高将带来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金融分权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抑制效应;推论二,在中央政绩激励下,地方政府基于分配公平的行为偏好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效率优先的行为偏好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推论三,城乡收入差距将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小。为了进一步验证二者关系,基于我国各省份1998-2016年的面板数据,在平稳性、协整检验的基础上选取了静态固体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回归,运用经验数据验证了政府行为偏好下金融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并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找到存在的门限值。为了进一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分别采用动态GMM模型、增加控制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原估计结果做了稳健性检验。进而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1)金融分权是地方政府出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动机而主导的一场“自下而上”的创新改革,分权的核心紧密围绕着金融资源的发展权、配置权与监管权进行,地方政府对金融分权资源分配具备较大的干预权。(2)我国目前依旧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尽管城乡收入比在缓慢下降相对收入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绝对收入差距在不断被拉大。(3)金融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二次线性关系,伴随着金融分权程度的加深,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短期内是正效应,长期表现为负效应。(4)在中央政府的政绩激励下,针对分配公平行为偏好的提高将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对的针对效率优先行为偏向的增强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5)金融分权受地方政府对效率优先与分配公平行为偏好的影响,以金融资源分配的城市性偏好与农村偏好形式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正负不同的影响。政府行为偏好使得金融分权本身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产生了滞后效应。(6)在金融资源配置与政府行为偏好的共同干预下,金融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在49.36%的分权水平上存在着门限值。(7)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财政分权、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与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均能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城市化水平由于存在要素分配不均、发展水平低、推进速度慢、限制条件多等问题,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正向扩大的。最后,基于本文研究的结论,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充分发挥金融分权的集、融资功能服务城乡地区经济建设;第二,在金融集权的前提下适度分权,充分发挥财政的稳定调节器作用,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控机制;第三,将政绩目标从经济效率引领至综合协调发展,提高居民收入在经济发展成果中的比重;第四,加快政府角色逐步从市场参与者到监管者转变;第五,加强以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教育等为代表的要素服务于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提升发展质量,完善各项配套资源,破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