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十年”在茅盾的文学历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在这十年间种种芜杂的论争未曾止息，这些论争遮蔽了茅盾的“左翼文学”构建理念，论文参照茅盾参与的几次重大论争，重点探讨1928-1937年“左翼文学”建构过程中茅盾的境遇和姿态。　　第一章，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作为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具有丰富实践经历的革命工作者，茅盾努力促成“革命文学”地盘的扩大。同时，身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和文学创作者，茅盾关于“革命文学”的认识又独出己见，在“论争”及“创作”并行的特殊境遇中，他灵活地将“申述”和“答辩”相结合，创立了较为成熟的“自述性”批评文体。　　第二章，“左联”成立后，茅盾清醒地认识到，左翼文人既面临着纠正“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偏弊的任务，也担负着发展壮大“左翼文学”的使命，他自觉地肩起历史赋予的职责，努力规避左翼内部错综矛盾的绑缚，客观回望“左翼文学”的历史，积极展望“左翼文学”的未来，竭力缔造崭新的“左翼文学”。　　第三章，“文艺大众化”讨论同左翼文人的革命目的和变革新文学的意图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态度的同一性”，但不同个体对“大众”其实怀有不同的政治想象。茅盾等人认识和建构的“大众”迥异于“左翼话语”，在提倡“无产阶级艺术”(1925)伊始就有所显现，并继续影响他的左翼文艺观。　　第四章，“文艺自由论辩”引发了当时人关于“第三种人”、“自由人”等论争，茅盾表面上未曾介入，而实际上他采用“文学的方法”策略性地参与论争，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茅盾灵活的应对，也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当时左翼文人在“政治立场”与“艺术自由”之间难以抉择的迷茫。　　第五章，“两个口号”论争貌似夹杂着浓厚宗派恩怨的“政治路线”之争，但在茅盾和《文学》同人看来，实为关于“文学”的论争，核心在如何处理“创作与批评”、“理论与实践”等关系。茅盾此时发表在《文学》月刊“文学论坛”上的文论，表明了茅盾作为“作家而同时又是理论家”的形象建构及身份认同，也显露了茅盾个人内在视景的丰富多样。　　第六章，面对左翼文坛的偏弊，茅盾身为“一个作家”，他主张用“文学的方法”和“小说的形象”来予以纠正，可谓是对症施治，意义自不待言。但茅盾设定的个体在现实处境中难以游刃有余，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差池也影响着茅盾关于“左翼文学”的想象和“左翼文学”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