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演进与深化,中国原油消费量与对外依存度均呈持续上升态势,并先后于2012年与2013年成为世界最大原油消费国与最大原油进口国。与此同时,国际油价的间断式跳跃振荡愈发频繁:自2007年以来,超过5%的日度振荡已达近百次,高于10%的极端振荡亦时有发生。由于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传统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的高能耗特征十分明显:2017年单位GDP产值能耗高达3.56吨标准煤/万美元,超过同期发达国家平均值的两倍。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各类战略性商品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其市场价格的稳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在高能耗、低能效的现实条件下,过度的进口原油依赖本就使国内战略性商品市场价格对国际油价行为极为敏感。随着商品市场金融属性日益增强,以极端国际油价跳跃表征的全球金融风险势必对其产生更为强烈的冲击效应。有鉴于此,本文在深入考察国际油价时变跳跃行为的基础上,逐次从市场总体、产品类别、典型商品市场三个层面同时就其对中国战略性商品市场收益率与风险率的冲击时滞、方向、大小等进行实证探究,并进一步从经济生产与金融行为的角度就其传导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主要发现如下:其一,国际油价的确具有显著的时变跳跃特征。一方面,即便在剔除市场价格的可预期变动并控制其市场波动率的常规集聚效应之后,国际油价跳跃依然显著存在,表明以其收益率条件异方差衡量的国际原油市场风险的确存在大幅间断式突变的可能。另一方面,国际油价跳跃强度与幅度均具有明显的时变动态特征;其中前者既具存在可由自回归移动平均效应描述的显著延滞持续倾向,又必然受到隔夜极端信息的强烈作用从而呈现出明显的间断式突变特征,而后者则主要体现为上期非预期油价上升对其当期跳跃变动幅度的显著正向影响。其二,国际油价时变跳跃对中国战略性商品市场的冲击效应不仅极为强烈,且同时表现在时滞、方向、大小三个方面。其中,冲击时滞体现为上期跳跃的显著影响,以及由战略性商品市场收益率的自回归效应与波动率集聚过程导致的延滞持续倾向;冲击方向既体现为当期与上期跳跃的影响各不相同,又体现为寻常与极端跳跃的作用恰好相反;冲击大小既体现为当期跳跃的风险(收益)放大(抑制)效应较强(弱)而上期跳跃的反向影响较小(大),又体现为极端跳跃的正向(负向)风险(收益)的冲击较大而寻常跳跃的相反作用则相对较小。其三,国际油价跳跃的冲击效应会依市场层级、产品类别、具体商品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首先,虽然当期与上期跳跃会对其市场总体收益率产生显著的负向与正向影响,但除能化与燃油、工业品与螺纹钢外,其余类别与典型市场收益率的反应并不明显。其次,较之市场总体和其它类别与产品而言,螺纹钢与小麦市场风险率对当期与上期跳跃的反应均明显较弱。最后,在类别与典型市场方面,尽管农产品与有色金属市场对强弱跳跃、尤其是高强度跳跃的反应颇为显著,但小麦与金属铝市场收益率却并不会受到强弱跳跃的影响。其四,国际油价跳跃的冲击传导机制同时体现在经济与金融两个层面之上。其中经济层面的冲击源自于极端成本振荡,且主要包含“要素成本与产品价格联动效应”、“成本振荡导致的企业存货变动”、“能源风险引发的市场悲观预期”三个方面;金融层面的影响则根源于金融投资行为,且主要涉及“战略性商品市场资金避险撤离”与“原油市场避险导致的国际资金转入”两个方面。由于不同类产品别与典型商品的生产运输对原油要素的依赖性,以及不同商品市场的金融化程度、国家调控政策、市场规章制度等均存在明显差异,前述冲击路径的相对强度也依市场层级、产品类别、典型商品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差别。依据前述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提高原油储备并加速新能源产业发展,降低对进口原油的依赖性;完善原油期货市场,增强我国在国际原油定价中的话语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消费多样化,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强化市场监管并完善商品市场风险预警机制,提升市场投资决策理性程度。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完成了国际油价跳跃行为的系统性探究,同时从强度与幅度两个维度进行了考察。第二,扩展了国际油价跳跃的冲击效应研究视角,逐次从总体、类别、典型市场三个层面就其冲击时滞、方向、大小等特征进行了系统性探讨。第三,完善了国际油价跳跃的冲击效应实证研究方法,首次以广义可加性异常值诊断修正方法对全部冲击效应模型进行了异常扰动诊断与修正,提升了实证结论的可靠性。第四,探索了从国际油价跳跃到中国战略性商品市场的冲击传导机制,填补了现有研究的传导机制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