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当代西方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以其代表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文本依据,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立场,以知识考古学、思想解释学、文化比较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要方法,以奥康纳的生态学思想主要体现为“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大生态观”为主要观点,以挖掘奥康纳生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构为理论目标,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领域的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合法性为价值诉求,展开理论分析和研究。在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都前途迷惘的时代,奥康纳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质疑,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重新考察历史和分析社会现实,试图用“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填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进而得出了“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大生态观”。本文认为这种“大生态观”的“大”体现在它既不是单纯的自然系统内部的生态平衡,也不是单纯的社会系统内部的社会和谐,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相互关联、和谐共生意义上的人类存在的时空系统整体。既包括自然系统也包括社会系统,既包括生态经济也包括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社会生态的有机整体;“大”也体现在奥康纳并不是将生态问题仅仅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问题,而是通过历史学和现象学分析认为生态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概念;“大”还体现在他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是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的限制,而体现为社会性和文化性概念,是社会“状态”的建构而不是某种“主义”的产物,奥康纳渴望建构的是一种“生态型社会”。奥康纳进而以“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生态观为基础,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提出“双重矛盾”共存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和“生产条件与生产力(包括生产关系)矛盾”共存,以及提出“双重危机”共存理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共存,将资本主义自掘坟墓的属性深挖出来,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第一重危机”——“经济危机”的当代发展和当代创新。奥康纳进而在批判现实、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方案”的意义上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为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进行重构的最终理论成果,在生态问题上,资本主义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而必须实现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联姻”。其实,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重构都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但是他基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时代性特征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构、创新和发展,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活力,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超越时代的思想魅力。本文将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生态本性的批判梳理为四个路径:对“资本主义环境史”的批判、对“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和对“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的批判,这些批判理论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分析了这些矛盾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不断追求扩张和利润的经济逻辑与生产条件的有限供给、寻求适度发展的生态逻辑之间的根本对立。因此资本主义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这四个方面体现了奥康纳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为思想武器的思想特质,也体现了奥康纳理论自身批判哲学的理论色彩,还反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活的灵魂”的生命力、解释力和批判性。本文将奥康纳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阐释归纳为五个方面:从“全球性的思考,地方性的行动”到“地方性的思考,全球性的行动”、从“增长第一”到“保护第一”、从“交换价值/抽象劳动”到“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从“定量斗争”到“定性斗争”、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奥康纳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体现在全书的各个章节,但是他提出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是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最终落脚点,体现出奥康纳试图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来“替代”现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努力。可惜奥康纳将改变现实的力量寄托在“绿色运动”和“民主国家”上,使得他的理论虽然关怀当下,却不现实;虽然指向未来,却带有乌托邦的色彩;虽然担当起“批判的武器”的重任,却没有转化为“武器的批判”的力量。本文认为,奥康纳的生态批判理论既具有思想价值又具有理论局限。思想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学说和批判立场、“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旨趣,又以“自然、劳动、文化”三位一体的生态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以“双重矛盾”“双重危机”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批判,推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和当代创新;其次,奥康纳提出的“大生态观”扭转了以往人们在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诞生的狭隘的生态观,并进一步影响了未来人们从系统整合、文明转型和社会建设角度理解生态内涵;最后,奥康纳的生态批判理论始终强调与社会“绿色运动”的有机结合,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相比,实践性、现实性和斗争性色彩更为突出。理论局限也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的生态学理论中虽然提出以“生产性正义”补充“分配性正义”,但缺少对“消费性正义”的理论关怀,自身理论体系中也存在着“理论空场”;其次,奥康纳试图以“生态学社会主义”代替现有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却将改变现实的力量寄托在“激进的绿色运动”和“民主国家”上,过分夸大了社会运动的推动作用,也渴望以对现有资产阶级国家的改良推动社会进步,没有揭示出资产阶级“国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假面目,理论上带有不彻底性。而且他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分析只有理性建构而没有具体路径分析,带有乌托邦的色彩;最后,奥康纳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某些观点的认识也值得商榷。比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少对“生产条件”的理论关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而他对“再生产”理论的分析,显示出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来看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