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期效用最大化是经济和金融学研究范式之一，在此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跨期资本资产定价(ICAPM)的理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该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还远远谈不上完美，股权溢价之谜就是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解释现实面临的最大难题。　　 本文在详细回顾和阐述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认为产生股权溢价之谜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假设过于苛刻，行为人都追求无限期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无限期下效用函数仅由消费决定，这个和现实情况差得比较远；另一方面，在验证股权溢价时采用的是赋予经济(endowment economy)的情形，即整个社会实际生产的产品是由技术等外部条件决定的，因此均衡时实际消费不是由资产收益率决定的，而是消费决策影响了资产收益率，赋予经济从短期看是值得商榷的，资产的收益率也会对消费产生影响。　　 为了解释股权溢价之谜，本文从风险偏好入手，通过试验来测定投资比例对风险规避的刺激效应，调查的结果是投资比例越高行为人越是风险规避。根据这个实验结果本文认为消费和财富是有替代效应的，消费和财富应该一起进入效用函数。本文也认为由于受信息和知识的限制，行为人的决策不太可能考虑到无限期效用最大化，只会考虑在某段时间内效用最大化，由此本文提出包含消费和财富效应的有限理性效用函数。在有限理性效用函数的框架下，行为人把无风险利率看成是既定的，在消费和投资之间、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之间做出决策以使得一段时间内的期望效用最大。由于股权溢价之谜指的是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的合理参数不能很好地拟合宏观经济的历史数据，在有限理性效用最大化的模型下，如果存在消费和财富的稳定偏好即能够符合模型的要求又能够符合消费和资产收益率的历史数据，那么股权溢价之谜就得到了解释。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建立理论假设，在有限理性效用函数最优化框架下进行模型推导，并通过中美两国数据来验证模型，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美国和中国对于消费和财富的偏好都是稳定的，相对而言财富对于消费的替代作用在美国较小，而在中国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