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际标准化组织的FRAND声明政策已经由来已久,但长期以来FRAND许可争端解决成本高、耗时久、争议大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成为了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FRAND许可费争议是FRAND许可争端中的核心问题,近年来,面对高通、苹果、三星、爱立信、华为、中兴等跨国企业涉及的层出不穷的FRAND许可费纠纷,FRAND许可费定价难的问题日益突显。尽管由权利保护地法院在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合意时裁判符合FRAND条件的的许可费(率)的这一实践已经发展已久,但学界中也不乏质疑声。因为谈判定价机制存在缺陷,FRAND许可费争议的司法解决具有必要性,但目前不同法域的法院,甚至同一法域的不同法院,在FRAND许可费确定的具体问题上都存在众多分歧,在合同之诉的情形下,极有可能以裁判为目的的“规范性意思”取代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违背合同法基本原则,使得FRAND许可费的司法确定缺乏正当性基础。目前,各国FRAND许可费争议司法解决机制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FRAND许可费确定的方法及确定的地域范围。在方法方面,尽管确定许可费的原则或分析框架大体相似,但是确定许可费的具体方法存在分歧,首先,许可费率的计算方法目前有Bottom-up方法和Top-down方法,不同方法各有其利弊;其次,专利许可费计算的基准也存在争议,目前有“最小可售专利实施单元”和“终端产品整体市场价值”两种选择;最后,专利许可可比性判断问题,涉案专利或专利组合的价值贡献率判断问题等也存在争议。在地域范围方面,法院也经常面临两难选择。通常,鉴于专利保护的地域性,国家性FRAND许可费裁决是FRAND许可费争议裁判的传统模式,由法院判决在该法域的许可费率。但是英国和美国的部分法院开始考虑当事方之间的全球业务关系或FRAND承诺下的合同关系,做出全球性许可费裁决。判决的不一致性破坏了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并引起了非良性的诉讼博弈,促使当事人过早提起诉讼,放弃以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加剧了司法定价难的程度。这些问题也反映出国内法院管辖的限制性与FRAND许可争端全球性的冲突,一方面,全球性许可费的判决避免了专利权人通过在各个法域逐一提起诉讼来寻求许可,促进了效率,保护了专利价值;另一方面,不论是从管辖权规则还是法律适用方面,这种做法的正当性都存在着极大的挑战。相较于诉讼,仲裁在解决FRAND许可费争议上具有比较优势,除了程序中立、可执行强等一般性优势以外,其最大的特点是使得全球性的费率裁决变得可能,但因为启动困难、专利有效性与反垄断法问题的可仲裁性争议、仲裁特性与FRAND非歧视原则相悖等原因,仲裁的优势在解决FRAND许可费纠纷中也极大地减损。面对现有争议解决机制在解决FRAND许可费纠纷中的困境,许多学者和实务专家都提出了解决路径,分为两个方向,完善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和改革争端解决机制,其中创新仲裁形式具有突出的优势,因为其有利于解决法院判决不一致性的问题、提高法律的可预测性,有助于争议的快速解决、减少当事人的争端解决成本,也更有可能获得专利权人和专利实施者的支持。而目前的改革提议中,尽管不同的提议在仲裁规则的细节,如仲裁员确定费率的具体方法上可能有分歧,但在仲裁范围、仲裁标准等许多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共识。为了保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我国应从法律规定和争端解决机制两方面寻求突破口,一方面,提高立法效力层级,审慎做出超地域范围费率裁判,另一方面,改革创新仲裁机制,推出FRAND许可费争端特别仲裁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