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Perlmutter(1978)提出非宾格假设以来,非宾格动词的习得研究成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一个热点。但是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多为非宾格动词被动化的成因,而对中国二语习得者是否能区分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对可转换的非宾格动词和不可转换的非宾格动词习得程度是否相同等问题鲜有涉及。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作者试图通过UTAH理论和Burzio原则,对中国学生的非宾格习得情况做一个系统分析。本文研究的问题是:(1)中国学生是否会对非宾格动词被动化?如果是,那么英语水平的差异对其是否有影响?(2)中国学生能对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作出区分吗?(3)非宾格动词的习得过程是否经历发展阶段?即,非宾格动词的习得能力会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吗?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运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根据Oshita(1997)的英语水平测试,将27名中国学生分成中级学习者和高级学习者,并收集10名本族语的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实验涉及的语料分析方法是SPSS中多元方差分析法(MANOVA)。通过数据分析,本次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非宾格“过度被动化”问题在习得者中的确存在,但是学习者只对可转换的非宾格动词犯被动的错误,而且这种“过度被动化”的错误并不严重;2)受母语迁移的影响,中国学生对英语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区分存在困难,这种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英语不及物动词中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习得;3)总得来说,中国学生可以区分非宾格和非作格动词,知道非宾格动词的主语实际上是深层宾语,但是他们对可转换的非宾格动词习得仍然有困难;4)方差分析显示,英语水平差异对中国学生非宾格动词的习得影响不大。本研究对非宾格动词习得提出了以下教学建议:1)母语对非宾格动词习得的影响较大,教师应向学生强调中英文非宾格动词之间的差异;2)教师应注重可转换的非宾格动词的教学,告诉学生此类动词既可以作及物动词也可以作非宾格动词。同时,要对学生进行大量有关英语动词的转换性语言输入,让他们认识到非宾格动词的主语不是施事而是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