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负担”是新四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的重要原则。1940年前,华中抗日根据地征粮政策还未确立,公粮的负担主要落在“富人”身上。为了有效征粮,获取给养,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提出了合理负担救国公粮的口号。1940年后,华中抗日根据地各边区政府依据“合理负担”原则相继制定公粮的征收标准。标准在推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到抗战结束前,人口、亩数、土质、累进率等因素均被纳入考量。同时,征粮政策也照顾到民众的意见。干部根据民众的反映不断调整标准。在公粮征收过程中,隐瞒户少报收获量、短报田亩、谎报人口,致使公粮标准难以落实。为了“挤出”实数,依据实际收获量负担公粮,中共运用宣传、动员、调查、斗争、惩罚等方式与隐瞒户周旋。直到1944年,华中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地亩与人口的清查,隐瞒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公粮负担也趋向公平合理。与此同时,征粮干部在落实合理负担时出现的偏差,尤其是“左”倾偏差,造成一系列负担不合理的现象。干部素质低下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共一方面加强对征粮工作的领导,反复强调纠正偏差;另一方面加强对征粮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促进干部的政治化、专业化与群众化。征粮队伍素质的提升具有实现有效征粮和落实合理负担的双重效用。此外,日伪的扫荡和自然灾害导致征粮条件发生变化。恶劣的征粮环境破坏了征粮工作的完整性。各地不平衡的损失以及群众消极反抗的心理也增加了合理负担难度。中共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简化游击区的负担程序,控制受灾被难户的负担程度,调剂灾区与非灾区的盈虚。在“合理负担”的同时,实现了有效征粮。征收公粮是中共革命中的一个艰巨且繁杂的任务。中共对合理负担的追求表现在应对困境的举措之中。探讨新四军救国公粮的合理负担问题为理解中共革命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新四军征粮过程中我们可以体会中共革命道路之艰辛,亦得以窥见新四军能够在华中扎根、壮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