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卵细胞交易黑市猖獗,年轻女性因卖卵导致终身不孕甚至危及生命的新闻屡见报端,但实践中,组织者所受到的处罚仅为没收器械和少量罚款,还有许多地下组织活动频繁且逍遥法外,这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强烈不满。为避免社会危害性进一步加深,有必要及早预防、严厉打击此类行为。然现有民事、行政法律法规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领域的操作规范或缺位或失灵。2001年卫生部曾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买卖配子、合子及胚胎构成犯罪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现行《刑法》中并不存在相应罪名,这导致实践中各地对该行为能否进行刑事制裁,以及如何进行刑事制裁的处理方式存在巨大差异。正因如此,亟需对其进行制度完善。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对组织出卖卵细胞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和论证:第一部分是对组织出卖卵细胞行为的现象化考察。通过对组织出卖卵细胞行为产生的背景,该行为的特征,卵细胞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交易发展现状和未来演变趋势这四大方面的考察,对该行为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第二部分是对组织出卖卵细胞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必要性论证,共分为四大理由。第一,组织出卖卵细胞行为具有以下五大严重社会危害性:亵渎人格尊严、危害女性生命健康、威胁社会公共卫生安全、违背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引发其他犯罪。第二,民事、行政等前置性法规的缺位或失灵,表现为:供卵女性因取证困难和羞耻心理,难以通过民事诉讼维权;行政部门权责不明,管理缺位;行政处罚畸轻,不足以遏制发展势头。第三,对组织出卖卵细胞行为的刑法处置能够更好地兼顾刑法谦抑、罪刑均衡和司法经济性原则。第四,组织出卖卵细胞行为入刑是民心所向、社会所趋。第三部分是对组织出卖卵细胞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路径选择,共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刑法规制路径有三类,对组织出卖卵细胞行为的规制路径可以选其之一。第二,以现有罪名所确定的构成要件难以准确、充分地评价该行为。第三,修改现有的两大类似罪名——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非法组织卖血罪,仍有较多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依旧不是最佳选择路径。第四,创设“组织出卖卵细胞罪”对刑法在生殖技术类犯罪的探索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第四部分是对组织出卖卵细胞罪的刑法体系构建。首先是确定该罪的四大犯罪构成要件;其次是对该罪的刑种选择和刑度配置内容的论述;最后是研究提出该罪在刑法中的章节安排及具体法条拟写。第五部分是对组织出卖卵细胞行为的犯罪形态问题的研究。包括犯罪停止形态问题、共同犯罪问题和本罪罪数形态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