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似乎让一些学人看到了法律在中国有效实施的希望,几乎所有的法律人都铭记着其中法谚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于是,在法治发展的瓶颈时期,人们似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法律信仰”论甚嚣尘上,甚至一说到法律的尊重和有效实施,言必及“法律信仰”。然而,这些表述实际上都只是停留在描述性上,无法解决凭什么说法律是一种信仰、信仰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法律是否真的能够被信仰、为什么说西方人能够建立法治社会是基于他们将法律作为信仰、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能否直接对接等一系列问题。显而易见,我们的论证还不够充分。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中西方两种语境出发,将“法律信仰”回溯至西方场域下,从西方历史背景和宗教传统出发,探讨“法律信仰”在西方的自洽性和合理性,认为西方对法律的信仰实际上是对自然法即法律所体现的价值的信仰,并提出在目前的中国,在其实证法还不完善,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浓厚,更有些法律违背了人民所珍视的正义、秩序等价值的情况下,谈论对法律的信仰有操之过急之嫌。当下,我们应该做的是,以中国本土为背景,为我国目前法治化进程中函待解决的问题提供更理性与更有说服力的解决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