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而今,人口流动的现象由“变态”成为“常态”。人口流动的主体是人,造成文化流动的主要原因也是人,且流动的文化是人的文化,人口流动与文化流动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居住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同样经历人口流动:许多的少数民族走出了大山,年复一年的在大山与城市间往返。聚焦于文化的传播与民族文化的变迁,本文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促使边疆少数民族背井离乡的原因是什么?在人口流动中,少数民族个人和村寨发生了什么变化?打工体验和流动经历对其主体认知和自我意识的构建有什么样的影响?流动的少数民族对村寨文化的变迁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他们如何选择流动中的文化?本文所研究的云南省大姚县昙华乡松子园村,是一个典型的彝族聚集社区,村中现在依然可以体验到浓厚的彝族文化。在笔者的六次田野调查中,也感受到流动人口给村寨带来的变化。人口流动的过程是文化传播的过程,文化传播也是文化积累的过程,文化最终产生的变迁,是文化积累到一定时的量变和质变。如担忧“农民的终结”一样,很多悲观者认为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也会终结。从笔者在松子园村的观察来看,文化的“再创造”和“再生”力量不会减弱,“内力”和“外力”相互作用,带来的是文化的生命力;且新的适应社区的文化在被调查者眼中无“传统”和“现代”之分。笔者也因此对“文化就是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在历史时空下,少数民族选择的是“生活”,而不是“权威者”所说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