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金融学对证券市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但是近3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传统金融学不能解释的异常现象，如动量效应、反转效应、小公司效应等。其中以Jegadeesh和Titman于1993年证明的美国股票市场中期动量效应最为典型。他们使用 NYSE和 AMEX中1965-1989年的股票数据，依据各股票过去3-12个月的累积收益率将其排序，取前10%组成赢家（winner）、后10%为输家（loser），通过买入赢家、同时卖出输家来构造投资组合，在持有3-12个月后检验其收益率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在未来的3-12个月中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平均每月达到1%，最高可达1.31%，且大多数在统计上显著。这种买入过去表现好的股票、卖出过去表现差的股票所构造的零成本投资组合能够取得显著的超额收益的现象，被称为动量效应。因此，动量效应的发现，对基于有效市场假说（EMH）的传统金融学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自从动量效应被广泛发现后，国内的学者也纷纷开始了对我国股票市场动量效应的研究。国内相关研究起步稍晚于国外，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验证动量效应是否存在、持续期和收益水平方面。在研究过程中，许多文献在研究动量效应、构造投资组合时仍采用Jegadeesh和Titman（1993）的方法，甚至直接照搬其1、3、6、9、12个月的形成期和持有期，而较少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另外，虽然有不少学者尝试使用股票规模、成长型/价值型股票和股票价格等因素解释动量效应，但分组方法较为简单，通常是按单因素排序划分为大/小两组或大/中/小三组，而未考虑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多因子对动量效应的影响。　　事实上，虽然我国股票市场在初始成立阶段为了稳定股票价格波动、规范证券市场运行而禁止金融机构从事融资融券业务，但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迅速发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这种“单边市”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我国证券市场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引入融资融券交易体系成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融资融券交易（Margin Trading）是券商等中介机构向投资者收取一定金额的担保物后，向其出借资金或者证券以供其买入或者卖出，投资者需按照规定的方式和期限偿还所借资金或证券的行为。当市场中股票价格不断下降时，投资者预期股票价格在未来会上升便会借入资金以购买股票；当市场中股票价格不断上涨时，投资者预期股票价格在未来会下跌便会借入股票卖出。融资融券机制的引入不仅可能使标的股和非标的股的价格、收益率及波动情况等方面产生差异，还有可能对股票市场的动量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通过对关于动量效应的现有文献的总结，针对我国 A股市场动量效应研究的待完善之处，本文主要做出了以下几点创新：一是本文结合我国放开融资融券业务这一对我国证券市场影响深远的事件，以两融业务开展为切入点，对比分析了融资融券前后我国 A股市场的动量效应表现及两融标的股、非标的股在动量效应表现方面的差异，以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了我国 A股市场动量效应。二是本文使用股票市值和账面市值比因子对动量效应进行解释时没有采用传统的 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而是采用双因子排序分组的方法，将A股根据市值和账面市值比的大/中/小分为3*3组，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动量投资组合进行实证分析，考虑了市值和账面市值比两个因子对动量效应的影响。　　本文包括绪论共分为7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为绪论，简要介绍了动量效应的概念和提出的背景、我国引入融资融券业务后 A股市场的基本情况，本文的研究意义与主要内容等。第2章为国内外文献综述。本章首先介绍了国内外从发现到深入研究动量效应的基本进程和相关方法及结论，评述了现有文献（尤其是国内文献）中在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后介绍了国内外关于融资融券交易对于证券市场影响的相关文献及结论，为实证部分的检验结果建立理论基础。第3章为我国融资融券业务发展概述，简述了我国从禁止到逐步、有序地放开融资融券交易、引入融资融券机制的基本过程，为下文实证部分的样本时段划分提供了依据。第4章为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主要包括投资组合的构建方法、样本的选择和数据的来源。第5章为实证结果及解释，分时段检验了两融业务对动量效应的影响并进行了分析。第6章为动量效应的归因。本章使用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规模（股票市值）因子和账面市值比因子的大/中/小，将样本划分为3*3的双因子排序组，分别使用动量策略构造组合并检验其平均收益的显著性，以考察规模和账面市值比因子对动量因子的解释程度。第7章为总结，总结了本文通过实证和对比等分析后得到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投资建议，指出了本文在数据处理、实证方法等方面的缺点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符合条件的沪深两市2007-2016年全部A股共3044只，样本时段为2007年1月到2016年12月，共513周。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在构造动量投资组合时，本文假设交易成本为0、所有样本股票均可卖空，选取的形成期J和持有期K分别为1、2、4、8、12周，共5*5=25种投资策略。相应的，本文使用2007年1月-2016年12月个股周交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涉及的个股周交易数据主要有：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周个股回报率，周个股流通市值，周个股账面市值比等。　　具体来说，本文根据2010年3月我国证券市场正式开展两融业务试点这一时间点，将样本时段划分为2007年1月-2010年3月、2010年4月-2016年12月这两个时段。在2007年1月-2010年3月期间，我国证券市场不允许融资融券交易。在2010年4月-2016年12月期间，我国证券市场融资融券业务正式开展，我国A股被划分为两融标的股和非标的股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两个时段中，为了研究我国 A股市场是否存在动量效应、融资融券机制下其动量效应又是怎样表现的，本文在这两个时段中分别使用Jegadeesh和Titman（1993）的方法，假设交易成本为0，构造形成期（J）和持有期（K）分别为1,2,4,8,12周的动量投资组合，得到不同形成期和持有期组合的收益率并进行了显著性检验。结果证明，无论是2007年1月-2010年3月我国未开展两融业务的时段，还是2010年4月-2016年12月我国开展两融试点后的时段，均存在显著的1-12周动量效应。但是，引入融资融券机制后 A股市场的动量收益率水平和波动性均低于融资融券前的时期。对比两时段的检验结果可知，两融交易的开展对于我国 A股市场短期动量效应有明显的减弱效果。　　为了更细致地观察引入融资融券交易机制对于我国 A股市场的影响，笔者在2010年4月-2016年12月期间根据我国两融业务标的股的前四次扩容，将这一时段划分出五个子时段，并考察随着子时段中标的股规模的不断扩大，标的股和非标的股动量投资组合的分别表现。实证结果表明，标的股组合的动量收益率水平及其波动性整体显著低于非标的股。结合2007年1月-2010年3月这一尚未引入融资融券机制的时段中股市动量效应的表现，本文认为两融业务的开展减弱了存在于 A股市场的动量效应。笔者结合融资融券相关文献和BSV投资者情绪模型对融资融券的存在对我国A股市场动量效应的影响进行了解释。　　那么，如何解释存在于我国股票市场中的动量效应呢？不同于大部分学者引入股票规模（市值）和账面市值比单因子运用 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对动量效应的解释，本文按照股票规模（市值）和账面市值比两个因子的大、中、小，将全部A股排序分为3*3的组合，检验不同规模和B/M值所构造的动量投资组合的表现。通过对该9组的检验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股票市值一定的情况下、账面市值比对股票动量效应的影响情况，以及在账面市值比一定的情况下、股票市值对动量效应的影响情况。但令人遗憾的是，市值和 B/M值对动量投资组合的获利情况的影响均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或任何规律性。因此笔者认为，市值和账面市值比（B/M）对A股动量效应的影响十分有限。这说明，动量是一个独立于市值和账面市值比因子的股票收益率影响因子，Carhart四因子模型比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更适合我国的股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