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企业会计制度的趋同最终体现为财务报告的趋同,本文中所提“企业会计制度”包含受国际趋同影响最大并与编制披露企业财务报告有直接关系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核算制度,总体上与美国通用会计原则(GAAP)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相对应。会计理论界通常对会计制度的属性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即技术规范属性、经济后果属性和政治程序属性,后两种可以看作是会计制度的社会属性。三种属性相互依存并有机融合。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环境改变、知识进步和潜在利益是导致会计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并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多次不断博弈的过程。一旦出现新的变迁需求而现有会计制度未能涵盖,如果具有足够的潜在收益就可能产生新的博弈,进而努力达到博弈均衡状态。会计制度经过多次博弈不断得以完善。在会计制度国际趋同的大背景下,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已成为会计制度变迁的主要博弈方。2007年以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针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问题,抓紧对IFRS等进行了修订完善,会计制度国际趋同的目标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近年发展步伐则相对较为缓慢。有必要结合对我国和国际会计制度的演变过程、实际效果和经验启示,把握国际会计制度变迁的实质,进而对我国未来会计制度变迁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使财务会计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案例对比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理论规范研究为基础,案例对比研究为支撑,建立了趋同背景下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研究框架。首先对国际会计制度演变情况尤其是趋同情况进行了规范分析。在20世纪以来的会计发展史上,世界各国会计总体呈现出美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和共产主义模式共同存在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减弱以及前苏联的解体,服务于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模式已经日渐势微。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各种会计模式相互借鉴融合,表现出欧洲大陆会计模式向美国会计模式靠拢、会计核算制度逐渐向会计准则转化的趋势。世界各国逐渐认同会计准则是较为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会计制度形式,加快转向和采用会计准则。但由于相互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包含各国会计准则在内的会计制度国际协调显得非常必要。曾有许多国际性组织为会计制度的国际协调作出努力,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是其中取得最显著成绩的一个。2000年,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通过了IASC的全部核心准则项目,批准跨国证券发行和上市的公司使用国际会计准则(IAS)。2001年,IASC改组为IASB,后者提出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目标,并推动其制定的IFRS成为各国会计准则趋同的对象。笔者认为,会计制度国际趋同仍属会计协调阶段,是一个求同存异并双向互动的前进过程。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转变为一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纷纷采取积极措施,针对财务报告体系在金融危机环境下暴露出的缺陷和不足,要求加快会计制度国际趋同的步伐,IASB与FASB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已基本一致。与此同时,部分国家或地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趋同IFRS勺态度转为不明确。不同国家和地区参与会计制度国际趋同具有不同的动机和利益考量。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制定会计准则的国家,在20世纪长期处于确定会计管制规范领先的地位。它原本不认可IASC的IAS,然而安然、世界通信等财务丑闻事件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美国GAAP的信心。美国意识到以往的做法损害了自身的利益,因此借IASC改组之机迈上了会计制度国际趋同之路,并通过人事安排的亲美化、机构设置的仿美化等方式掌握了国际会计制度的主导权。欧盟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致力于会计协调工作,协调的主要形式是制定各种欧盟会计指令(EU Directives),鉴于自身内部会计协调的复杂性,它较早就对与IASC开展合作抱有积极态度,并要求从2005年起所有在欧盟上市的公司按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欧盟坚持通过技术和立法双层认可机制,牢牢掌握了应用IFRS的最终决定权。欧盟提出“等效”(Equivalence)的理念,对已与IFRS趋同的其他国家会计准则开展等效认定,积极探索存在合理差异情况下国际趋同的新路径。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由政府主导,它积极参与了IASB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多的发言权,于2004年6月发布了与IFRS基本一致的澳大利亚会计准则(EIASB准则),要求本国营利性主体从2005年起全面采用。澳大利亚也考虑了本国法律环境和国情特点,保留了部分特有的原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并自行解释IFRS的有关内容,以保证本国执行工作需要。国际会计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经济全球化要求有相应的国际会计制度来协调国际利益关系。但由于目前并不存在法定的权威性国际治理机构,因此国际会计制度不得不由某些强势主权国家或由强势主权国家所主导的多边机构来提供。这一方面导致国际会计制度供给不足,另一方面造成国际治理中权利与义务脱节。国际会计制度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利益相关者可能因会计制度供求而产生冲突,会计信息供求过程中就会存在着强权逻辑(strong power logic),导致国际会计制度具有明显的非公平性。以IFRS为代表的国际会计制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博弈机制,是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不断博弈的结果。这些制度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在内容和运作上暗含着对他们利益的倾斜。IASB为扩大自身影响,也需要得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合作,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委曲求全。发展中国家受国家实力和制定主导权安排的限制,总体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被迫进行国际化且需要付出较高的变迁成本。同时,要看到现行国际会计制度包含着谈判制约机制,IASB为了争取IFRS在更大范围内被采纳,也将会对发展中国家会计情况和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我国最近三十年会计制度变迁的发生,在时间上正好配合了我国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证券资本市场的建立。我国坚持以政府作为会计制度的供给主体,国家在会计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制度变迁推进的次序确定与时机权衡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应是1992年以“两则、两制”为特征的会计改革。此次改革的相关准备工作,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开始,改革之前的会计制度主要是与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会计制度变迁是在旧的会计制度因阻力较大还改不动的时候,先在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的会计制度,随着新的会计制度逐步发展壮大,导致会计制度体系的不断变化和环境的不断改善,达到逐步对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它是在整个存量改不动的时侯,先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新体制,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逐步改革整个会计的体制结构,为存量的最终制度变迁创造条件。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性非常强,出现了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往往具有新旧两种制度安排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特性。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前进方向,总体反映了中国会计立足国情不断国际趋同的趋势。目前,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在会计确认原则、计量方法、信息披露和提高财务信息质量等方面,已经实现了与IFRS的趋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也存在着忽视制度经济后果、变迁源发性不强、前进步伐相对缓慢等问题。中国会计制度变迁的国际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会计制度已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之间寻求平衡的调节器,构建中国会计制度变迁战略的基础是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国际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制度不是对立的关系,其发展不是撇开国际会计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在参与、合作的过程中推动双方的共同改革和发展。应保持国际趋同中的发展理性,立足现实努力化被动为主动,分类采取不同制度变迁策略,强化理论准备实现基础创新的基本原则,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构建和完善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体系,明确准则制订基础导向模式,尝试在会计制度创新中引入市场机制,摆脱单纯的权力中心供给主导模式。努力推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及程序更加民主化、科学化和完善化,建立一整套与国际惯例协调、具有不同规范层次的会计制度体系,全面提升我国会计信息质量,满足新形势下国内外财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同时,我国要加强对自身会计理论和问题的研究,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协调,通过增进双向沟通与交流,重视地区间相互合作和影响,努力获得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特殊国情及会计理论和问题的关注,努力争取在IASB中拥有与我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