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是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参与主体，企业的每一项市场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关联着社会经济总量的变化，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对于提高宏观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企业行为动机和企业的行为制约条件是我们理解经济制度运行、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先决条件。而目前对于制度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宏观层面，第一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内探讨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是探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近年来，一些易于度量的制度如政治制度、产权制度、金融和法律制度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在量化方面，现有研究基本运用樊纲、王小鲁等人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制度，很少有人运用具体的微观数据研究制度在微观层面的影响，从制度的多个层面来研究微观层面制度的影响就更是微乎其微。此外，制度的量化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制度指标大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同样的研究主题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旨在研究制度对于微观企业的影响，运用更加具体的、非宏观的数据来量化制度变量，通过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出更加合理的结论，并通过稳健性检验使得结论更加令人信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2012年的调查数据研究外部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由于国有企业的先天优势，在政府干预、信贷机会等方面都能够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对于外部制度环境的反映缺乏客观性，因此我们着重研究制度环境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在本文中，制度环境从政府干预、产权保护、契约执行三个方面来研究。政府干预方面，研究表明，企业高管平均每周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越长，政府干预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经营业绩提高;产权保护方面，我们着重从私有财产受除政府掠夺以外的侵害而遭受的产权保护不力入手，这是本文在制度量化方面的创新点之一。研究表明，企业为偷盗、抢劫、纵火等安全问题支付的比例越高，产权保护水平越低，越会阻碍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契约执行制度方面，因为已有文献证明，契约执行制度对于金融中介的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因此，企业营运资金来自银行借款、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赊销等其他途径的比例越高，说明企业所在地金融中介水平发展越高，契约执行制度越好，越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本文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本文在制度量化方面的又一创新点。为了解决制度环境度量指标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各个城市各个行业样本企业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两阶段回归，并在2SLS回归结果和OLS回归结果之间做出取舍。此外，我们通过稳健性检验，实证分析了政府干预对于企业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为已有的对政府干预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结果提供了借鉴。同时，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执行制度两方面也给出了更加有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