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是德国乃至世界公认的著名公法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不仅如此，他的著述还涉及音乐、诗歌、戏剧等方面。国外研究施米特的著述已经如火如荼，国内也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之所以关于施米特的研究在整个世界如此繁荣，就在于施米特对政治、法律等都作了十分独特的理解，他的理解也深刻地揭示出现代社会所呈现出的人类自身难以回避的生存事实，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生存所面临的难以解决的困境。所有这些事实和困境，在施米特看来都与如何理解政治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联，因而，如何理解政治就关系到如何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进而也可以理解人类社会所实现的历史进程，包括当今社会出现的所谓现代性困境与批判。
　　 当代某些学者将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视为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与之不同，施米特将他对政治的独特理解--敌友政治观作为其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施米特在其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政治的概念》一书中，提出政治的标准在于划分敌友，政治是理解、诠释民族国家的前提。基于这种对政治和民族国家的独特理解，施米特抓住了政治统一体、决断、自然状态等政治关键词。施米特之所以将敌友政治观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生存的核心领域，一方面与当时德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理论背景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施米特所要反对的重要思潮，在反对这些思潮的过程中，施米特逐渐确立起敌友政治的威权理论，并且在他几十年的理论生涯中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
　　 施米特的政治哲学表现出“强国家”的明显特征，这与马克思力主“社会”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施米特认为敌友政治是人类生活中实质性的领域，人类事物秩序只能从作为前文化状态的敌友政治中产生，据此，施米特认为敌友政治保证了道德的严肃性。基于这种思考，施米特反对马克思试图将人类带入无国家、无政治的共产主义社会，甚至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划入敌友政治的逻辑之中。要回应来自施米特的质疑和批判，我们就必须重新辨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阶级斗争的真实意蕴。通过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深入阐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的辩证统一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除第一章绪论外主要分三章来讨论施米特的敌友政治观：
　　 在第二章中，我们集中考察了施米特敌友政治观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由于西方国家和古代中国在对人性的理解上存在着截然的分歧，从而，就导致了东西方在政治理解上的不同。西方国家有着十分浓重的宗教信仰传统，他们的神学、哲学、政治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亲密关系，尤其是神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据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由于人类始祖没有遵守上帝的告诫，所以成为罪恶之躯，从人类始祖以来的世世代代都不能摆脱这种“原罪”，天国和尘世截然分开。对人性恶的设定是施米特敌友政治观的坚实基础，施米特还引申出了人类自身存在的敌对性、冲突性和攻击性，他据此也认为人是危险的、有问题的。施米特和西方很多哲学家一样，认为神学是现世人类秩序的来源，而且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强力行事者”的形象。
　　 对原罪教义的信仰，使敌友政治表现出明显的二元对抗特征，以及对神学传统的模拟。在遵循西方神学传统的同时，施米特还回到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自然状态理论也是对人的危险性和敌对性的确认，只不过施米特关注的是组织群体之间的敌对性，这种敌对性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敌友政治对民族国家维护主权独立性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际上，当施米特过于重视政治和民族国家的时候，他的敌友政治理论已经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神话学特征。在施米特所处的时代，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作为三种势力影响着当时的人们，施米特基于当时德国的历史处境，毅然选择了法西斯主义，而且他本人还有过和纳粹合作的经历。即便如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切入施米特的威权主义，而不应该将其简单的指斥为纳粹主义的帮凶。
　　 第三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占据了很大篇幅，我们试图对施米特敌友政治观进行全面的现代阐释。应该说施米特力图以重回古罗马天主教的政治形式来改造现代政治，防止现代政治被中立化和去政治化的危险。在施米特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政治的概念》几经修订，修订本身也显示出个人思想的变化，最终施米特认为敌友政治的意图是保持必要的疆域，而非真正消灭敌人。敌人这一概念是施米特敌友政治观的核心概念，施米特对它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公敌、政治的敌人、实际的敌人等才是他讨论的真实本意所在。施米特突出强调领袖、精英等在决断敌人上的绝对权力，这就势必造成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容易导致个人对国家权力的攫取。由于敌友划分存在“空虚性”和“武断性”的弊端，使得施米特的敌友政治难逃极权主义的裹挟。即便敌友政治观存在着内在困境，但是它却是人类生活的本质领域，从而，施米特从关涉人类生存性的角度将敌友政治确认为人类生活中的实质领域。对敌友政治至高地位的确立，难免产生统治与臣服的现象，即民族国家对个体生命的绝对支配权力。因此，在施米特的政治存在主义中，就潜藏着形式主义、对生命个体的绝对支配性、神秘主义等危机，而这与马克思对具体的、现实的个人的关注是有明显区别的。
　　 敌友划分理论设定了其他民族国家的存在，敌人无非是异于自己民族国家生存方式的他者，用施米特的说法就是“非我族类”。施米特关于敌人作为区别于自己的差异性存在思想，已经具有了后现代哲学的气息。正因为他者是“异类”，所以有必要做出防范，以实现自我保护的目的。但是，当施米特处于囹圄之中时，他将敌人引向自我的逻辑世界之中，从而走向马克思所说的“贫乏的自我”的境地。
　　 在第三章后三节的论述中，我们主要讨论施米特在对现代性批判的同时，积极维护自己对政治的理解。首先，在对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几个中心区域的考察中，施米特认为四个中心区域虽有各自的时代主题，但它们都试图为人类寻找和平的中立化领域，技术宗教时代的来临达到了这种寻求的极致。即便如此，施米特认为敌友政治仍然是贯穿各个中心区域的核心要素，政治决断者仍然发挥着核心作用，政治的宗教从未远离人们。其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明显注重个体性生存的特征，这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分析是一致的。施米特同样反对以个体性生存来对抗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度关注个人利益的自由主义仍旧带有强烈的去政治化倾向，这是施米特威权政治理论所不容许的。最后，施米特对政治浪漫派这一形象作了深入的分析，政治浪漫派的缺陷也是存在消解敌友政治的可能。在最后一节中，施米特明确指出了浪漫派与自由主义的同盟关系，同时他也指出了浪漫派的两个致命缺点：一是机缘性和无决断性；二是对政治的审美化。归根到底，施米特都在维护自己的敌友政治观，并认为这种理论是现代民族国家生存和政治独立所必需的。
　　 在第四章中，我们通过引入施米特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性专政的批判，重新辨析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真实意蕴。施米特指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概念仍然落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被施米特看作是“最后之敌”之间展开的“最后之战”，经过这样一场战争，敌友政治将荡然无存，这是施米特不愿意看到的。施米特对马克思主义理性专政的指责，其实也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他甚至认为马克思仍然落在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框架之内，认为他们都是“理性上的自打包票”。因为马克思真正恢复了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通过这种否定性的辩证法，人类历史实现了自己的辩证运动过程，最终朝向无国家、无政治的共产主义迈进。在施米特那里，他强调的却是肯定性辩证法，也可以说是“敌对辩证法”，正因为如此，施米特与马克思之间才产生了如此大的分歧。可以说，施米特立足于敌友政治观去思考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将政治摆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忽视了物质生活的重要作用和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优势所在。在阶级斗争理论中，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地位，注重从资本主义内部去瓦解其自身，最终作为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质就是作为新型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