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经济上分权和政治上集权的大国，中央委托地方政府管理地方事务。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所受的水平监督和制约非常有限，主要受上级政府的垂直监督和制约。然而，上级政府拥有的地方信息有限，很难有效监督地方官员，因此中央政府必须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治理模式，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激励地方政府更好的为当地居民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逐渐形成了以GDP指标为主的考核体系，并据此决定地方官员的升迁，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地方官员出于晋升的考虑，“为增长而竞争”，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由于政府职能呈现多任务的特征，地方政府只关心那些可测度的指标，如经济增长，而忽略了那些难以测度的指标，从而导致行为扭曲：对科教文卫投入不足，造成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放松市场监管的标准，使得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各种安全事故频发等。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方式存在缺陷：即以经济增长等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缺乏居民的偏好显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行为扭曲将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后果，这就给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和谐社会带来很大挑战。　　 为缓解这些问题，中央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实际上，中央也一直在采取一些解决方法，例如，针对地方政府放松市场监管的问题，建立垂直管理体制；针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问题，中央直接加大对地方服务性公共物品的投入；针对缺乏居民偏好显示的问题，加强上访问责制度，更多的揭示居民的偏好。本文主要运用合约理论的方法构建理论模型，从地方政府激励的角度，评估这三种解决方法是否有效，是否产生了新的问题，如何进一步改革。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1.垂直管理体制。我们运用合约理论的分析方法建立理论模型研究垂直管理体制，对比研究了垂直管理体制和水平管理体制的优劣。我们发现，垂直管理体制在实现监管部门否决坏项目上优于水平管理体制，的确能减弱地方政府的干扰；但当监管任务的绩效难以考核时，垂直管理体制不仅不能改变水平管理体制下监管部门通过坏项目的情况，还挫伤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结果对中央政府来说反而更糟。我们还刻画了适合进行垂直管理的部门特点，即当监管任务相对容易考核和坏项目造成的损失比较大时，建立垂直管理体制才能解决地方政府干扰监管机构的问题。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干扰监管机构执法的问题，垂直管理体制并非“一垂就灵”。　　 2.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我们首先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揭示出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原因，然后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继续拓展，研究了三种对策：地方之间相互协调、调整考核比重以及中央直接投入地方服务性公共物品。我们重点研究了第三种方法，即中央从地方收取部分税收，然后再把税收转移给地方，专款专用于服务性公共物品。中央分配专项资金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中央政府根据各地区的情况分配专项资金；一种是中央政府不区别各地方的情况，平均分配专项资金。我们对比了两种规则的优劣。　　 3.上访问责制度。我们运用激励理论中多任务委托代理的分析方法构建理论模型，把信访中的上访看作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一种问责机制，上访后中央通过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可以约束地方官员行为，激励地方官员更努力地为当地居民服务。所以可以把上访问责制度看作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行政治理模式，中央通过上访直接获取当地居民对地方官员施政态度的信息，从而实现对地方官员的有效激励。不过这一制度也有缺陷，即地方官员有可能截访，阻碍上访问责制度发挥作用。面对截访，中央对地方官员的问责应当适度，太严厉的问责反而可能强化地方截访，结果会降低地方官员的努力水平。最后我们还探讨了中央打击地方截访和越级上访等方面的含义并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与已有的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为：首次运用合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了垂直管理体制和上访问责制度，揭示了这些制度的功能、缺陷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我们证明地方之间的相互协调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需要中央政府的介入，为此我们对比了中央直接投入地方服务性公共物品的两种方法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