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采用埃里克森(美)的“同一性”概念及相关学说，解剖了小说家王蒙的身份认同史，对于纵观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整体把握当代文学过往、现状及可能走向都有样本的价值。由于历史、意识形态和青春期，王蒙最初选择成为革命知识分子，并树立坚定的理想主义，在创作中显现为战争文化、洁净心态和光明情结。“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将他作为革命对象，导致其认同发生混乱而失态。因为人民与革命同体共生，王蒙在下乡劳改后又转而对“人民”身份向往认可。他投入民间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氛围，发现人民的真美善，并得到关心爱护、磨练教诲。进入新时期，王蒙反思了革命，也避免被人民话语同化的危险，开始探求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和自身价值。对人民的启蒙失败，让他认清自己的岗位：处于庙堂广场之间，守道传道，甘作历史中间物。他批判了单纯的信仰主义指导下的盲动失据，作品内容发生逃离和反叛：题材紧缩，主题弱化，英雄褪色，喜剧消解。语言形态上由“意识流——散文体”的最初实验，转为“拟骚体——乌托邦语言”的有意味形式，再到“杂语——狂欢体”的大解放，王蒙已找到向那个失常年代告别并自我救赎的言说策略，在且歌且舞的狂欢中走向灵魂真正自由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