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为了接管国统区，中共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干部储备。为了接管湖南，中共从华北各地抽调了一批干部，一面筹建机关，一面整训学习，并且随着战线推进逐步向南进发。长沙和平解放，对于能否实现这一点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几个人物，有程潜、陈明仁和白崇禧等人。程潜较为开明，对共产党并不排斥，只是对激烈的反传统和阶级革命有很深的顾虑，在中共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很快选择与中共合作。陈明仁对起义基本上也没有异议，只是权力欲较强，对起义后的个人前途很在意。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坚决反共，是湖南和平运动的极大障碍，但是即便精明如斯，还是被陈明仁给骗、给“背叛”了。长沙解放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城市接管初期军政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长沙市军管会成立后，厉行城市接管和革命军事管制。接管包括3个步骤，即接收、管理和初步的改造。中共在接管中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对政权机构和企业机构区别对待;二是各按系统、原封不动、自上而下接管与自下而上清点相结合;三是接与管相结合，以期迅速恢复生产。接管的对象，除了政权各部门机关，还包括国民党政府公营企业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此外，依据具体情况中共方面还代管了部分财产。　　中共在对长沙的接管中，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渐进协商;二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三是抑制有产者的倾向。对长沙的接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扩大了社会生产，更深远的意义则是预示着共产主义革命即将席卷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