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意识是白先勇小说创作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出身于贵族家庭的白先勇在童年时虽然锦衣玉食,却饱受肺病和战乱迁徙的折磨,幼小的心灵过早体味了孤独和无常,从而奠定了其悲悯意识贴近生活的低视角；他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通,加之对宗教观念的主动接受形成了其悲天悯人的艺术特质。这两点共同构成了他悲悯意识的渊源。我们从白先勇小说刻画的边缘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其悲悯情怀的不同表现：创作早期的短篇集《寂寞的十七岁》中,作者的悲悯还局限于一己悲欢的感伤,主人公多是与自己童年有相似情感经历的孤独寂寞的少年,他们在目睹成人的畸形世界和经历了迷途式的行走之后孤独地成长。在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中,作者体会了历史流变的沧桑,对辉煌不再的军人和顺从命运的女性有了更深的同情和宽容,在他们的生存困境中燃亮一盏不灭的“心灯”,激发他们的命运意识。母亲的病逝和置身异域的双重刺激所引发的生存思考投射到身处夹缝的游子身上时,作者试图探索中西文化中中国人在认同危机中的生存意义。长篇小说《孽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奇特而又不无柔情的特殊世界——同性恋王国,从父与子,灵与肉,情与法的矛盾中,展现悲悯的终极目标“救赎”的完成过程。在社会结构发生转型与变动的今天,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文化权威的消失,道德力量的弱化,为这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精神的迷茫和痛苦,重建文化新传统,寻求自我认同的价值资源,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精神选择。白先勇在创作中所秉持的宗教般的悲天悯人精神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追问,对社会的批判、同情和拯救,有助于文学真正进入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