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速,并逐渐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与此同时,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外贸出口规模增速逐渐放缓,出口商品结构亟待优化。中国对外经济与贸易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的同时,也需要挖掘增长的新动力。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合理发展,推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围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商品结构影响效应进行探索,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商品结构这二者之间影响效应的存在性、传导机理、效应的方向与大小、优化措施与政策这四个问题,并最终提出了调整与改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方式和环境、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理论分析、机理分析和现状分析分别对于OFDI出口商品结构影响效应的存在性和传导机理两大问题做出解释。首先,理论分析环节中,本文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对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综述,得到的结论是:传统经典的贸易与投资理论可以证明OFDI对母国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存在影响效应,而本文的研究主题也是对这一学术传统的继承和深化。其次,机理分析环节中,本文基于宏观总需求理论和微观市场不确定性视角研究OFDI与母国出口规模之间的影响机制;同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作为中间传导纽带,试图揭示不同投资动因OFDI影响母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机理。得到的研究结论是:规模效应方面,OFDI可以导致投资母国及东道国国民收入的重新配置,进而影响投资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规模;结构效应方面,中国OFDI影响出口商品结构的机理囊括了产业抽离、资本与中间产品回馈、市场扩张和技术回馈四类中间传导效应,这四类中间效应通过改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共同推动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最后,现状分析环节中,本文系统描述并比较了最近十几年来我国OFDI与出口的变化特征,得到的结论是:二者在规模与结构层面上存在动态影响关系。本文的实证分析是全文研究的重点内容,这部分从三个角度对OFDI出口商品结构影响效应的方向与大小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并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中国OFDI与出口规模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二是OFDI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是否具有正向效应;三是哪一种动因类型的OFDI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正向效应最为明显。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与世界143个国家之间的OFDI、出口、投资动因以及其它经济、制度、地理等指标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方法,检验和比较不同动因类型的OFDI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效应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2003-2014年中国OFDI对出口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435;(2)我国OFDI对低、中、高技术附加值商品出口规模影响的系数分别为0.417、0.424和0.460;(3)在对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OFDI动因甄别模型中,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导向型投资动因变量同时显著为正,而对发达国家的逆梯度OFDI则是技术获取型投资动因变量显著为正;(4)顺梯度OFDI对低、中、高技术附加值商品出口规模影响的系数分别为-0.214、0.396和0.374,而逆梯度OFDI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57、0.403和0.433。通过上述研究,本文最终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OFDI对出口规模的总体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效应;(2)OFDI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3)在所有对外投资动因中,技术获取型OFDI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贡献最大,并且这种正向效应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有所强化;具体表现为技术获取型OFDI规模每增加1%,我国高技术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规模增加0.433%,这也显著提高了我国所有出口商品中高技术附加值商品的比重。根据全文主要研究结论以及借鉴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发展经验,本文最终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有效加强政府在企业对外投资动因、区位、产业、主体和进入方式方面的引导职能,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二是积极发挥政府在法律保障、行政审批、税收优惠、金融支持、信息公开、外交公关等方面的服务职能,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