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曾经走过一条辉煌灿烂的发展道路，其成就令西方世界望尘莫及。明清之后，封建政府保守传统，闭关自守，轻视科学技术，农业科技发展曲折，日趋落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入掠夺，战乱频繁，经济萧条。解放前夕，农业科技教育机构残缺，基本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农业再生产十分困难。苏联的经济、科技是从19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基础研究各学科几乎都有世界水平科学成果，建立了完善发达的农业科研、教育体系。至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农业科技居世界先进行列，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科学技术是在人类的共同努力、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国际科学技术合作是后进国家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中苏互助合作关系由来已久，不断发展。进入20世纪，由相互同情和支援，发展为友好、互助与同盟。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经济凋敝，灾害频仍，国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和战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苏联进行全面经济技术合作。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人文背景和多方面的优势与基础条件。中苏农业科技合作具有突出优势和既有基础。中苏比邻而居，山水相连，共同边界达7600多公里。两国文化相互交流与融通，文化异质性及其对合作影响较小。两国在同一纬度均有大面积国土和耕地，生态环境相同或相近，有利于农业品种引进和技术移植；同时，两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生态环境复杂多样，种质资源丰富，互补性强，培育农业新品种条件得天独厚。在我国中苏边境省区引进使用拖拉机和半机械化农具最早。早在20世纪初，新疆、内蒙和黑龙江、吉林等地的边民就开始使用从苏联引进的拖拉机(火犁)和各类马拉农具。20世纪30、40年代，便与苏联开展了比较广泛的农业科技合作。例如，向苏联派遣留学生，聘请苏联专家，从苏联引进农业新品种和农机具，并大范围推广。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地区在推广使用苏联技术、良种、农业机械及农场建设、管理等方面为全国提供经验和示范。同时，一些合作项目被承接下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的途径是影响合作成效的关键。在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的11年间，随着两国外交关系及合作进程的发展，合作途径不断拓展。前期合作没有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采取外交、外贸途径进行，以聘请专家、互遣留学生、交换实用的和传统的农业技术、相互引进和交换种子、苗木等为主要内容，基本属于互换型合作。中期合作则通过中苏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进行组织和协调，双方合作研究项目逐渐增多，合作模式开始由互换型向互补型转化。后期合作重点是围绕“122项协定”规定的项目，由双方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农业科研单位与苏联对口机构相继建立了直接联系，科研信息、书刊资料和试验材料能够及时交换，为提高合作科研效率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双方提出的项目内容来看，前期合作主要是解决我国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中后期则逐渐转向以增设新学科专业和“122项”合作科研为重点，如聘请师资、专家，派遣实习生、研究生等。苏方提出的项目，前期侧重于种质资源和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方面的相关内容，中后期则逐渐转向以我国采用苏联技术的改进成果和新研究成果为主。这就是说，后期基本属于互补型合作。互补型合作层次更深，双方主要输出是智力资源。这是合作深化和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农业科技力量和科研水平逐步提高，与苏联差距不断缩小。互补性构成双方合作的基础，中苏农业科技合作对两国整体经济技术合作具有特殊意义。从两国整体合作来看，由于我国向苏联提出的项目以工业为主，并且数量多、任务重，几乎达到了苏方的最大承受能力，而苏方非常重视我国农业技术，提出的项目以农业为重点。为了“以农补工”，我国对苏联提出的农业项目尽可能给以满足。所以，就两国农业科技合作而言，中方承担苏方提出的项目比中方向苏方提出的要多。特别是后期，在苏方强调双方承担项目要尽可能均等的情况下，我国承担的农业项目更多。这是两国农业科技合作不断发展深入及合作途径不断拓宽的重要促成因素。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采用了当代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常用的各种方式。这些方式包括：互派科学家、学者、专家、留学生；交换科技情报及文献；共同制定和执行计划与项目；共同研究、开发和试验，交换研究成果、交流科研经验；以及共同组织举办训练班、学术会议、成果展览会等。本文根据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对上述各种合作方式内容进行了细致研究。科技合作的目的在于引进对方国家科学技术，为我所用。苏联专家和留学生是传播科学技术的主要载体，在科技合作中作用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1948—1960年，农业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共221人，派遣农科留苏学生253人，苏联派遣来华考察专家共95人，中方向苏联派遣考察人员335人。苏联专家的聘请、选派要求标准很高，审查严格。我国聘请苏联专家重点是为了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化技术以及培养高等院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苏联专家具有顾问、专家的双重身份。他们以精深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务实的作风，在制订科学规划、科技教育和生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科技的灵魂在于开放。中苏专家互访与广泛交流，有助于加深合作，促进双方农业科技发展。留苏学生是经过严格的标准和程序选派的，苏联高等农业院校有100多所，他们集中在几所最优秀的院校，半数以上是在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和列宁格勒农学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苏农业科技合作为我国农业生产提供了现代先进技术和宝贵经验，实现了农业增产和植物病虫害、牧畜疫病的及时防治，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苏联引进的农业优良品种，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丰富了农业育种材料。例如，从苏联引入的棉花品种是一些地区20世纪50、60年代生产的主体品种，也是后来育成品种的主要遗传物质载体；利用引进品种和近代形成的杂种畜群，育成了一批畜牧新品种；一些在近代未能推广的农业技术得到提高完善和普及，如新疆细毛羊、卡拉库尔羔皮羊、伊犁白猪、苏白猪和家畜人工授精技术、青贮饲料技术等。通过中苏农业科技合作，增设新学科，培养人才，我国建立了现代农业科学的学科体系。留苏学生的专业有2/3属于农业基础科学，并侧重于新兴学科，如动植物生理、生化、生物物理等。这批留苏学生是我国农业科研、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学术队伍的领兵人。原子能农业利用是当时新设学科之一，其卓越成就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反响，已形成社会经济效益近60亿元。50年代初，从苏联引进的拖拉机和耕垦、耙耢、播种、中耕、收割、脱粒等15种主要农业机械，通过消化引进技术，50年代末全部实现国产化。截至1958年底，全国拖拉机总量由1949年的117台发展到45000台。由苏联提供全套农机设备，派来不同层次专家援建的国营友谊农场，是新中国第一个按照科学程序建立的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它的建立，引入了土地规划技术和国营农场建设、管理的经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农业机械化起到了示范作用，达到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出粮食、出经验、出人才”的要求。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友谊农场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机械化农场和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建场以来生产粮食累计达百亿公斤，并形成了现代化大农业的独特经营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农业的示范基地。中苏农业科技合作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双方输出、双向对流的互助合作，两国都是受益者。苏联从我国大量引进的传统农业技术、新技术成果和农业品种，对农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和影响。同时，中苏农业科技合作存在一些缺憾和负面影响，如高等农业教育全盘苏化的弊端，照搬苏联政治干预学术的做法，推行“米丘林学说”，限制摩尔根遗传学，以及文化传统的排异和固有局限也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但是，合作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本研究认为，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的产生、发展与终结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与影响的结果，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这段合作历史对新中国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奠定了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机械化的初步基础，对中国农业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