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接近30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伴随着中国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实际差距却在不断加大,而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问题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中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当中,以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问题表现的更为明显。虽然中国在电力、电信、铁路运输等自然垄断性行业进行了包括了横纵向拆分等内容的引入竞争的规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上述行业垄断性经营的基本格局并未根本改变,而其行业收入与其它竞争性行业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新华网就曾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电力、电信、水气供应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竞争性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考虑到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实际上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实际利润率比账面利润率更高,而身处自然垄断性行业职工的实际收入可能会比新华网的调查结果更高。目前,国内对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实证分析垄断与行业职工高收入的相关性,从而指出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问题与行业的行政垄断性或者自然垄断性有关。同时,由于存在“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垄断性行业在利益分配上更倾向于个人,因此凭借垄断地位获取的行业高收入最终转化为垄断行业职工的高收入。但是,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问题远没有上述研究所揭示的理论框架那么简单,因为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也包括烟草、盐业等非自然垄断性垄断行业)从建立之初就由政府投资建立并在政府严格的进入规制和价格规制体制下运营,因此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必须加入规制制度变量,即在中国政府规制的现行制度条件下进行重新研究。本文将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问题研究分解为五个部分:一是对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现状进行描述,并提出“每元工资增加值”的概念来判定中国电力等自然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的合理性并以此提出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的规范标准;二是构造了在政府规制条件下导致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多因素贡献的指标体系,并使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和相关矩阵赋权法测量了多因素贡献的程度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三是从规制制度(行政垄断制度)的供需角度分析了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产生的主要制度性原因;四是初步将X非效率理论引入到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研究当中,并分析了导致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国有垄断在位厂商经营者的内部分配目标函数;五是提出了从制度上解决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规制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在第一部分中(第2章),首先通过国家统计局关于行业收入1998-2005年的数据描述了中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的现状,说明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行业,而且这种收入差距的增长率有不断增加的趋势。然后提出了“每元工资增加值”概念来衡量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收入的合理性。从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中挑选出电力、煤气和供水行业同美国、英国的相同行业进行“每元工资增加值”指标的计算比较,发现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的行业收入统计数据计算,中国的电力、煤气以及供水业的“每元工资增加值”均高于美国、英国相同行业的水平,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开的关于中国电力、煤气和供水业的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数据并不能反映其实际的收入水平,因此本部分辅助某省电力行业职工收入调查问卷所得数据,按照中国电力等行业的公开收入数据的2-10倍对其“每元工资增加值”进行逐次调整。结果发现当将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国电力等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数据调整为2倍时,中国电力等自然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的不合理性就已经开始显现,即中国电力等行业的“每元工资增加值”开始低于美国、英国的相同行业。当将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国电力等行业职工平均收入数据调整为8倍时,中国电力等自然垄断性行业职工的“每元工资增加值”就趋近于1,意味着该行业中的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价值持平,即该行业内从业劳动力新创造的价值是零。当将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国电力等行业职工收入数据调整为9倍以上时,中国电力等自然垄断性行业职工的“每元工资增加值”就小于1,这意味着该行业支付给其职工每1元工资只能带来不足1元的增加值,也意味着该行业职工劳动的实际产出要低于其所获得的劳动报酬,而差额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损失。因此,自然垄断性行业高收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行业收入不合理的问题,可能还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保值增值的问题。同时本部分的研究也为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规范提供了参考依据。在第二部分中(第3章),在前人测算导致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因素贡献度的基础上,构建了在中国规制制度条件下导致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多因素理论指标体系。在导致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多因素理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经过整理计算形成包括了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可供使用的简化的多因素指标2004年面板数据,使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和相关矩阵赋权法分析了多因素的贡献程度以及相互关系。通过实证发现以“行业国有资产比重”和“行业集中度”指标为代表的进入规制是造成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同时,自然垄断性行业这种初始投资规模巨大、单位产品边际成本较低以及多产品联合生产所导致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对于行业间收入问题的产生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最后,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职工的高收入并不表明该类行业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甚至该类行业的高额工资福利收入与其人力资本存量呈现巨大的背离关系,也可能意味着该类行业存在着劳动力要素进入壁垒,阻碍了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劳动力向高额工资福利收入行业的合理流动。在第三部分中(第4章),在总结自然垄断性行业基本特征以及动态变化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在需求和技术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自然垄断性特征的边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规制制度并没有随着这种变化而出现实质性的调整,而且这种以“自然垄断”为理由的规制制度已经演变成与“行政垄断”实质相同的代名词。表面上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进入规制是造成该行业收入问题的直接原因,但是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是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规制制度(行政垄断)形成并运行的深层次机制问题,正是这种行政垄断制度供给均衡并运行的机制导致了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问题。本部分在Stigler等所开创的规制制度供求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对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运营中所涉及到的各利益集团主体目标函数及其行为特征进行抽象归纳,修正原有的经济性规制模型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的假设前提,初步构建了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在位厂商寻求规制(行政垄断)制度保护的制度需求模型,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主管部门(规制者)提供规制(行政垄断)制度保护的制度供给模型,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规制者(行业主管部门)经济规制目标函数模型。在第四部分中(第5章),在总结前人在X非效率基本理论以及应用性研究的基础上,将X非效率理论引入到对自然垄断性厂商的收入问题研究当中,将自然垄断性厂商的现实边际成本曲线与潜在边际成本曲线分开,并将自然垄断性厂商的垄断定价与潜在的边际成本的差额分解为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以及生产效率损失,并且初步讨论了对X非效率的测算问题。同时讨论了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在位国有垄断厂商内部分配机制对于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在位国有垄断厂商经营者的内部分配目标函数。将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在位国有垄断厂商经营者的内部分配目标分解为可以权衡的政治收益目标和经济收益目标,并建立了两者相互替代关系的无差异曲线,由此说明在目前中国的行业规制制度下,除非经营者完全不顾及其政治收益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否则经营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要保证自然垄断性行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在位国有垄断厂商经营者的内部分配的目标函数也意味着这种权衡在一方面加剧了行业收入差距,但是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行业收入差距的无限制扩大。在第五部分中(第6章),提出了从制度上解决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规制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主要讨论了对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进行打破垄断、引进竞争以及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思路、对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规制机构与国有垄断在位厂商人事管理制度的反思、以及对于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规制机构的改革建议等。并且指出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于规制改革的技术层面分析,探讨规制手段上的优劣和规制技术上设计,但本文认为造成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的本质根源在于规制制度设置本身所决定的出发点和目的性。如果不能从本质上纠正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规制制度的出发点和目的性偏差,任何精妙的规制手段和技术性设计都将会流于形式,而不会从本质上解决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收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