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博物馆具有事业单位、文化公共服务机构等多重性质。近年来,在新兴媒体平台勃发的背景下,博物馆危机频频暴露于大众视野之中,对其危机传播的研究愈显迫切。本研究旨在探索“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在我国博物馆危机传播实践中的应用。研究运用库姆斯的“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对故宫博物院的系列危机事件进行分析。研究以2011年的“故宫十重门”系列事件为主要案例,运用内容分析和个案研究法,分析故宫、媒体、受众三方对话的可能性。通过梳理2003-2013十年间故宫博物院危机传播的发展进路,并将其进行历时性的对比,分析故宫危机传播实践的改进现状。研究发现,在“故宫十重门”事件中,故宫博物院面临复杂多变的危机情境,危机历史出现叠加,声誉消耗较大,且证据真实性逐渐减弱,引起公众持续质疑。媒体集中关注危机责任较大的危机类型,如故宫财产及财务问题,危机归因以“故宫管理不善”为主,“安保漏洞”、“工作人员失误”次之,倾向于使用权威的消息来源。受众评论由中立转向负面,并将关注点集中于故宫博物院管理层。通过对故宫、媒体、受众的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影响故宫、媒体、受众三方进行对话的因素主要包括：故宫方面的危机传播策略错误和新闻发言人角色弱化问题,媒体沟通议题与受众议题错位问题,以及新媒体平台运营经验匮乏问题。针对故宫博物院危机失败的原因,结合“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及我国的相关现状,研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完善危机传播机制,在机构层面建立专人专职的危机传播部门；在制度层面,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新闻发布制度,有针对性地制订各种类型危机预案。二是有效运用多元媒体渠道,需要从信息框架和多元媒体传播平台两方面着手整合,并及时监测舆论动向,让“网络新闻发言人”与受众进行有效互动,增强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三是根据本土情境采用危机修辞文本。博物馆危机传播文本话语应重点考虑其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及文化机构的语境,善用图像重构真实话语。只有将机制、渠道、文本这三个环节打通,才能提升我国博物馆的危机传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