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近代的朝鲜，内忧外患不断，在封建性理学衰落，实学兴起，社会面临重大转型的大背景下，儒耶两种异质文化历经激烈的冲突而最终缓慢走向融合，客观上促使了朝鲜曲折跌宕的近代化转变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朝鲜近代化的结局。西学东渐中，朝鲜基督教文化的传入是由中国明清之际的赴京“使行使”为媒介完成的，从“补儒”“兴儒”论吸收的立场出发，儒学朝鲜接纳了耶教文化，西学的引进促使了实学的发展和儒耶文化的初次交融。18世纪后期，朝鲜民间研究、接受西学已成为一种潮流，在中国、法国等国传教士的努力下，逆境下朝鲜教区屡次出现群众加入基督教会的高潮。以洪大容等为代表的北学派人士，从“利用厚生”的目的出发，提倡北学中国，提出了“自主采西”“开国通商”等富国裕民的主张，锁国体制下朝鲜第一次出现了近代化的思想萌芽，成为朝鲜近代化的先声。　　19世纪后期朝鲜被迫开港后，儒耶文化实现了第二次大融合，客观上促成了较大规模和范围的朝鲜近代化运动。朝鲜引进传播西方基督新教文化的同时，也随之引进了西方医学等先进科技和近代学科教育理念；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对西势东渐的冲击，“东道西器”论基础上开化思想形成，金玉均、朴泳孝等激进开化派发动了“甲申政变”，虽然政变失败，但这场变法运动中提出的“政纲”和之后开化派再次进行的“甲午改革”，无疑成为朝鲜近代化的初次尝试，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儒耶文化在朝鲜民间长期的交融共处也使得历次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中儒耶群众彼此互相支援，有力地打击了内外反动势力，很大程度上减缓了迈向近代的阻力；而儒耶文化融合带来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观念，对于朝鲜摆脱传统的宗藩事大、夷夏观，建立近代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意义非浅。以上观念和实践成为朝鲜以追求民权、自立自强为宗旨的独立民权运动和爱国启蒙运动的精神动力，朝鲜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大的改变，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朝鲜近代化的进程。　　面对西学东渐中西方异质耶教文化的冲击、日益频繁的洋扰，以李恒老、奇正镇、柳麟锡为代表的朝鲜保守派，斥其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他们完全无视近代化转换大势而顽固坚持“崇正学，辟异端”的守旧观念，试图重振过时的朱子学，挽救行将崩溃的封建王朝，是为“卫正斥邪”思想。在其影响下，长达一个多的世纪中，朝鲜统治阶级严厉镇压“邪教”，坚持推行“锁国攘夷”政策，尤其在大院君摄政的十多年中闭关锁国达到了极致，腐朽落后的李朝政府镇压耶教文化的“理”，更连西学的“器”也一并简单否定，极大地延缓了朝鲜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和自身文化的更新步伐。“卫正斥邪”思想的负面影响也造成了朝鲜向近代社会转型两次重要机遇的丧失和民众独立自强运动的发展的局限性，招致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惨痛后果，从而极大延误了朝鲜的近代化进程，造成了朝鲜向近代转型失败的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