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长期可持续来源本质上是产业发展的优势塑造。1949年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独具特质、备受瞩目，不仅发展迅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总量而贡献于“中国奇迹”，并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发展型式切换。其经历了先重工业、再轻工业的演进历程，同时在发展战略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为经济增长创造巨大动力的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在不同时期亦有所变更。特别是，中国产业发展的道路与目前所见的拉美模式、前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均有差异，而今还须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竞争力升级等一系列冲击，因此是一项极富学术启发与现实贡献的重大课题。　　产业发展的核心是路径选择，该过程的实质是确定国力分配的最优方案。应该认识到，中国产业发展之所以成功和独特，并不完全在于特殊经济禀赋和历史背景下的市场自发路径选择，而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各界人士针对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多重因素所做出的一系列对策应答和选择判断。因此，人为建构的路径选择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关键，而这一立足于意识形态、经济认知与分析层面的内容，必然投射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畴。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还原并阐释在应对国内外局势时，对产业发展路径选择起影响作用的意识形态、经济思想和理论工具从何而来，内容谓何？它们如何被确立，且如何被进一步地落实为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体系？这一过程自建国以来至今，是否呈现出演进规律？其经济学逻辑和历史实践的效果如何？等等，可共同组成中国产业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以此切入，不仅丰富了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内涵，还有利于触及中国产业发展的特征与实质，进而为中国未来应该选择怎样的产业发展路径、中国选择的产业发展路径对于世界广泛国家有何参考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启示。　　本文共有七部分，主要以时间为线索，对思想演变的历史顺序进行展示:　　第一章旨在对研究问题、对象、框架、方法等基本内容进行系统说明。重点在于定义“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经济思想”，明确1949-1978、1979-2003、2004至今三阶段的历史分期，并综合运用社会学与经济学等方法对本文的研究体例进行编排。　　第二章着重探讨研究主体的先行理论奠基和先行思想奠基。第一部分通过对既有部分经济理论的分析，指出研究领域存有两条并行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理论体系:一条是侧重培育内生比较优势的“塑造竞争优势发展路径”;一条是侧重顺应外生比较优势的“发挥比较优势发展路径”，这为后续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总的框架参照。第二部分以西方经济学说传播为视角，考察了1840-1949年间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发育与演化，指出其对于前苏联工业化模式（特别是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的偏好，构成了影响后世思想的重要遗产。　　第三章主要考察了1949-1978年间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经济思想，指出，政治经济封闭且对峙的外在环境促成了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战略选择，也使其经济思想带有显著的塑造竞争优势的思维特征。该阶段的经济认知主要源于政治经济学框架，而从钢铁产业的实证案例来看，其路径选择包含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计划经济体制、国营管理体制、政治激励动员等一系列思想内容。该章指出，此时的经济认知与制度设计在经济主张上并非全然一致，但严峻的客观环境使得在一定程度上有违经济认知的路径选择被制度性地践行。另外，微观层面的激励缺位是该时期路径选择经济思想的主要缺陷。　　第四、五章共同面向1978-2003年间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经济思想。第四章指出，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缓和友好的局势下，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建设的战略选择。因此，经济认知的框架从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过渡，同时与作为案例的纺织产业的制度设计一起，选择了调整经济结构、参与国际分工、建设市场机制、重视微观主体的经济思想，呈现出发挥比较优势的外向型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第五章研究的主旨和背景与第四章基本相同，但其侧重于挖掘在外向型经济环境下，通过发挥国内的市场潜力优势，引进国外资本与技术，进而克服比较劣势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经济思想。该章以汽车产业为案例，并且探讨了技术引进未能实现技术自主，同时汽车产业政策未能达成政策目标的经济原因。　　第六章主要着眼于2004年至今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经济思想。指出，结构性条件的重大逆转中断了以往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也促成了中国以自主创新为内涵的战略选择。该时期的经济思想再次呈现塑造竞争优势的显著特征，并在经济认知充分发育的基础上，优先确定了高铁这一技术水平及战略意图突出的产业，且通过制度设计，选择了引进技术及消化创新并举、早期政府主导而后期市场参与的思想内容。该章指出，将市场潜力优势和资源组织优势综合考虑到产业发展的框架下，是该时期思想的一大突破，然而，不应将政府主导的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唯一动力，促进市场中的广泛企业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应成为更值得普及的创新形式。　　第七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在对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经济思想进行全时段的分析概括后，指出其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以结构性条件为变动的根本原因、以经济认知为途径的生成来源、发展型政府意志突出、市场化因素不断深入。同时该章还对我国后续产业发展与路径选择过程中，如何进一步提升优势竞争力提供了一定的建议启示。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1949年至今，中国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济思想经历了从塑造竞争优势——到发挥比较优势——再到塑造竞争优势的螺旋式三阶段过程。2、影响路径选择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条件，结构性条件产生巨大外部压力时，会倾向于采取塑造竞争优势路径;外部压力褪去时，便会倾向于选择发挥比较优势路径。3、塑造竞争优势路径往往与政府主导、计划调节相配合更为有效，该路径有助于实现产业的跨阶段发展，快速增强实力而抵御外部压力，但若长期执行则易造成行动低效;发挥比较优势路径往往与个体参与、市场调节相配合则更为有效，其有利于产业循序渐进的可持续发展，但在结构性条件突变时易陷入危机。然而，两条路径并无绝对优劣之分，只是在的不同结构性条件下需要相宜的不同选择。4、结构性条件的钟摆型运动下，产业发展会在两条路径中切换，但由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政府主导与个体参与间的更替过程存在非对称性，因此要对计划及政府的选择加以慎用。同时，尊重经济学研究，加强政府职能界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有助于获取一国产业发展的长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