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卡拉汉是二十世纪英国杰出的工党领袖,自1945年当选议会议员开始,历任财政大臣(1964—1967年)、内政大臣(1967—1970年)、外交大臣(1974—1976年)和首相(1976—1979年),是英国历史上首位有着这样全面的履职经历的首相,卡拉汉特殊的人生经历所浇灌出的切实的态度在其外交政策中得到了绝佳的体现。二战后英国面对着殖民地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如何应对民族主义与去殖民化问题成为英国战后对外政策的重要议题,中非联邦的建立和瓦解正是英国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实践。然而,保守党政府却不顾非洲民众的强烈反对,期望以虚假的“伙伴关系”为缰绳,扼住非洲南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将反英浪潮隔绝于中非联邦之外,通过由少数白人群体为主导整合中非地区,逐步给将中非三地民族主义情绪降温,并将中非三地转变为代议制政府,从而加强与英国的联系,保障英联邦的统一和稳定,从而使得英帝国能够继续在地理范围上存在。卡拉汉数次访问非洲,这样的经历使得卡拉汉逐渐形成倡导黑人权益、扩大殖民地民众权利的政策主张,认为这样的方式才是对英联邦最好的维护,而与此日渐背离的中非联邦则成为卡拉汉坚定反对的对象。卡拉汉也通过议会和报刊积极发声,强烈反对保守党忽视黑人权利的中非联邦计划。最终中非联邦在成立十年之后便土崩瓦解,证明了工党和卡拉汉的正确判断,也反映了处在旧帝国与新世界交界上的卡拉汉秉持现实主义应对英联邦问题的外交理念。卡拉汉对中非联邦的考察和反对使得卡拉汉能够切实地参与到英国的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为之后卡拉汉在英国对外事务中进一步的参与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1957年欧共体成立,坚持着英国外交传统的保守党政府没有参与欧共体的创建,然而日益衰落的英国已经难以延续英国孤立的外交传统,这时的孤立只会成为自我的隔绝。然而,英国在欧共体创建时的缺位导致英国在之后申请加入时不得不接受极其苛刻的条件,历经了英镑贬值危机的卡拉汉深切感受到这将会给英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卡拉汉明确看到了欧共体对英国的重要作用,因此与欧共体“再谈判”则成为重要的解决途径。经过谈判,卡拉汉在预算贡献、共同农业政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而工党内部却在英国是否加入欧共体问题上产生分歧,为了维护工党的统一并积极扩大英国保留其欧共体成员国身份的可能性,卡拉汉决定做出妥协采取公投。卡拉汉确立了公投在英国政治领域宪政实践的重要基础,从而推动了公投为代表的民意表达渠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卡拉汉在“再谈判”中关于欧共体预算贡献谈判所确立的先例效应无疑也使英国获得了在欧共体中类似的“宪政实践”,从而为之后的英国政府与欧共体的相关谈判确立了原则。“再谈判”期间卡拉汉一直未放弃与美国的合作关系,而卡拉汉在塞浦路斯危机的调解过程中与美国的紧密联系更加深化了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卡拉汉对中非联邦的态度不仅表明了其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在英联邦事务的体现,同时也反映出卡拉汉对殖民地的态度。中非联邦为卡拉汉提供了在处理殖民事务时的重要经验,然而,塞浦路斯危机的爆发却包含着更加复杂的历史根源。卡拉汉期望能够以此修复1960年保守党政府在解决塞浦路斯独立问题时所制定的宪法及其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对土族的不平等条款,并消除由此给希族和土族双方带来的伤害。危机调解的过程中,卡拉汉积极寻求美国的参与和支持,然而,美国不愿过多参与的政策取向却让危机不断恶化,希族、土族错失修复裂痕的契机。卡拉汉不得已只能带领英国走在解决危机的最前线,然而,在处理危机期间卡拉汉始终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军事措施正面对抗,苏伊士危机已经表明如果英国不顾美国出兵正面干预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卡拉汉不应该为未出兵而受到指责,恰恰相反卡拉汉在竭力避免英国重蹈苏伊士危机的覆辙。卡拉汉在中非联邦、“再谈判”和塞浦路斯危机中的表现无疑展现了颇为独特的理念,卡拉汉突破了“实力与影响力的幻象”,以更加实际的角度审视和推行英国的对外政策,在日新月异的国际格局的拼图中寻找与英国实力相匹配的板块,而不是再抱着占据绝大多数板块甚至整个拼图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可以说卡拉汉为英国外交政策“注入了现实主义”,从而避免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因为过大的姿态而导致的狼狈,而这也成为卡拉汉在英国外交方面最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