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禽养殖污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随着中国畜禽养殖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畜禽养殖污染已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然而,中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能力还相当薄弱,不仅整个环境管理体制是有缺陷的,而且相应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存在着定位偏差、执行效力不高等问题,特别是缺乏对养殖户行为的关注。虽然环境保护经济补偿制度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探索解决经济发展中环境危机的有效途径,许多学者也强调了采取经济手段治理污染的必要性,但在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方面,中国的理论研究者和政策设计者不仅未能准确把握产业规模变化与环境保护效果之间的关系,而且对畜禽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意愿的程度和由此引起采纳行为的变化也缺乏足够清晰的认知。为此,较为系统地探讨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绿色补贴政策,旨在从总体上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科学的环境经济政策设计思路。这对丰富农业补贴政策内容、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方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也有利于政府合理引导畜禽养殖户在生产中的环境保护行为,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实现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查新文献资料和收集年鉴数据之后,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宁波市奉化市尚田镇和衢州市衢江区湖南镇分别作为平原地型、平原兼丘陵地型与丘陵地型生猪养殖产业的分析样本,设计调查问卷并采取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进行实地数据采集,进而考察畜禽养殖户在保持既定的养殖模式下自觉采纳环境保护措施相应的绿色补贴意愿及其决定条件,以及实施绿色补贴政策情形下畜禽养殖户废弃物处理行为改变意愿及其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设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绿色补贴政策。主要研究内容为：(1)明晰畜禽养殖污染处理技术模式的外部性涵义,阐释畜禽养殖的社会边际成本,解析畜禽养殖的环境经济特征,并结合对国内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政策轨迹的归纳总结,分析技术规范类政策、行政管制类政策和环境经济类政策(限制性措施和激励性措施)各自的使用效果和适用范围,进而探讨不同治理政策介入下畜禽养殖户废弃物处理采纳行为的变化。(2)结合中国畜禽养殖业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利用1978-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计算浙江畜禽养殖业环境负荷综合指数,对畜禽养殖污染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采用GM(1,1)模型预测“零方案”状态下的畜禽养殖污染环境承载力,并借鉴系统科学的理论,建立畜禽养殖业环境负荷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耦合模型,分析“零方案”状态下的畜禽养殖业环境负荷与经济增长动态耦合趋势。(3)通过条件价值评估法(CVM)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探求畜禽养殖户在保持既定的养殖模式下自觉采纳环境保护措施相应的绿色补贴意愿,并根据问卷调查结果采用二元Logit模型揭示其响应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政策的显著影响因素,进而采用多元定量回归模型揭示决定其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从理论上界定禁限养政策实施的标准并明确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政策实施的前提。(4)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随机抽样问卷调查中分别就现有情形和实施绿色补贴政策情形设置了畜禽废弃物处理采纳行为的选择问题,并根据问卷调查结果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揭示现有情形下畜禽养殖户废弃物处理采纳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进而采用Probit模型揭示实施绿色补贴政策情形下畜禽养殖户废弃物处理行为改变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从理论上厘清绿色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畜禽养殖户改变既有废弃物处理行为意愿的作用机理。(5)借鉴国内外实践经验,提出理论依据,基于畜禽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意愿和采纳行为的实地调查情况,从整体框架说明、价格稳定机制、补贴实施细则、政策执行程序和配套措施安排5个方面设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绿色补贴政策。研究结果形成的主要观点为：(1)畜禽养殖业的长期发展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压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缓。与技术规范类政策、行政管制类政策以及环境经济类政策中的限制性措施相比,庇古手段的环境补贴可以较好地避开政策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充分引导畜禽养殖户自觉进行污染处置,变“末端治理”为“源头控制”。(2)实施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政策是有利于合理满足畜禽养殖户的生产扩张需求的,但畜产品市场价格不稳定是导致这一政策失灵的重要原因。由于环境保护激励是以生产效益激励为前提的,实施畜禽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政策,必须首先维护畜产品市场价格的稳定,以保障养殖户的合理收益。(3)畜禽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会受到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进而变动社会最优养殖规模,最终对畜禽养殖户改变既有废弃物处理行为意愿产生一定的作用。在以生猪养殖为例的考察中,家庭年均收入、废弃物减量方法认知、废弃物处理培训意愿、猪舍最近农田距离、废弃物处理技术服务站个数在影响畜禽养殖户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政策的过程中受到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作用较强；而废弃物处理净收益评价、禁限养政策认知、猪舍最近河流距离在影响畜禽养殖户改变既有废弃物处理行为意愿的过程中受到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作用较弱。因此,在猪肉市场价格发生波动时,实施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政策,要使畜禽养殖户改变既有废弃物处理行为意愿得到增强,理应致力于提高废弃物处理净收益、宣传禁限养政策实施的环境保护目标和拆除河流附近猪舍等。(4)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的确定是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能否对畜禽养殖户自觉采纳环境保护措施产生激励作用的关键。对政府而言,长期的持续补贴并非可取,要实现畜禽养殖污染的长效治理,真正依靠的恰恰是价格稳定机制,这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提高畜产品的最低保证价格可以节省补贴的财政支出,更重要的是这一举措能够使畜禽养殖户在产生获得合理收益的预期后更加关注废弃物处理行为的环境效应。由于和农药、化肥与农用地膜等引起的其他农业面源污染相比,畜禽废弃物有着“资源化利用”的不同特点,这就决定了对其采取合适的处理方式是存在一定经济效益的。那么,补贴就只应是一种引导性的激励手段,它的作用是在畜产品价格稳定机制中启发畜禽养殖户找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能够带来的潜在边际收益率。显然,使补贴能够产生激励作用的必要条件是自行处理废弃物的净收益至少大于0,充分条件是补贴额加上自行处理废弃物的净收益至少等于亏损额。在畜产品稳定价格带制度中确定最低保证价格应有3种可供斟酌的方案,即纯粹补贴、价格支持下分担补贴、纯粹价格支持,可根据畜禽养殖户补贴意愿的大小结合罚款制度或禁限养政策适当选择采用。与同类研究相比,在3个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进展：(1)明晰了畜禽养殖污染处理技术模式的外部性涵义,阐释了畜禽养殖的社会边际成本,解析了畜禽养殖的环境经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绿色补贴政策对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2)使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定量评估畜禽养殖户在保持既定的养殖模式下自觉采纳环境保护措施相应的绿色补贴意愿(WTA),从微观经济主体需求的角度论证废弃物处理绿色补贴政策的可行性；(3)将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因素引入到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绿色补贴政策设计中,构建畜产品稳定价格带制度并通过对调节最低保证价格的分析,提出了3种可供斟酌的方案,即纯粹补贴、价格支持下分担补贴、纯粹价格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