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团在新兴市场国家十分普遍,当外部制度相对不完善、金融中介机构缺乏、信息传递机制不足导致市场交易成本较高时,企业集团能够依托自身的内部资本市场,凭借其信息优势（Williamson,1979;Gertner et al.,1994;Stein,1997）、融资优势（Khanna and Yafeh,2007）、资源配置优势（Williamson,1975;Stein,1997）以及避税优势降低交易成本、促成交易产生;然而由于企业集团中的双重代理问题及所导致的集团社会主义和成员公司寻租行为,加之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不匹配情形的存在,可能会影响企业集团的运作效率。外部审计是降低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Fan and Wang,2005）,从审计监督视角,相对于单独审计,审计师同时审计企业集团内多家上市公司时,出于集团内部上市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共同审计师能够降低相关信息的获取成本,进一步地,共同审计师通过审计相互关联的上市公司能够从整体层面发掘更多集团相关信息,因而能够更清楚地识别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分配方向与目的,进而能够对集团上市公司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这类信息获取及处理效率的提升增加了集团内上市公司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此外,共同审计师能够帮助集团实际控制人掌握更多的上市公司信息,且相比于多家事务所,统一审计提供的信息更具可比性,直接降低了集团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搜集及代理成本,同时增加了上市公司寻租的难度,使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行为从“隧道导向”和“租金导向”转为“经济导向”,并体现为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最后,共同审计师的信息优势有助于在各上市公司间设立统一的评判标准,并从整体层面分析集团上市公司行为,进而能有助于企业集团处理信息及评估决策。从审计咨询视角,一方面,共同审计师能够提供给集团实际控制人更多“整合”之后的信息,加强集团实际控制人对各下属子公司的了解,有助于内部资金的合理分配。另一方面,更多集团整体相关的信息有助于审计师本身做出更精准的判断,从而可以提供给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更多的资源及利益分配意见,促进集团内良性的资源分配。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集团统一审计的公司治理效应。（1）从动机角度,企业集团为降低代理问题及信息不对称成本,并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其是否会聘请同一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对其多家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呢?且共同审计的聘用是否会受到集团特征的影响?（2）从监督视角,集团统一审计是否能够有效监督并降低复杂结构中成员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且其是否能够抑制集团总部与成员公司间的代理问题及成员公司的“寻租”动机,提高成员公司管理层的“经济导向”而非“隧道导向”或“租金导向”行为,进而提升成员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呢?（3）从咨询视角,集团统一审计能否有效整合资源,实现成员企业间的资源优化及利益分配从而帮助成员企业实施有效的税收筹划呢?研究发现,在动机方面,企业集团聘用共同审计的动机主要基于两大方面:降低集团内的多重代理问题以及增加信息的可比性。在降低代理问题维度,首先,当集团总部对于成员上市公司控制权越低而所有权越高时,其为防止上市公司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所带来的集团资源分配效率降低,集团更倾向聘用共同审计对成员上市公司进行监督;其次,相比于非国有集团,当企业集团产权性质为国有时,为达到国有企业统一监管要求,降低总部与各上市公司间的代理成本,弥补管理层政治目标及缺位所带来的内控缺陷,集团更倾向聘用共同审计师。而从增加信息可比性维度,当集团上市公司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为“非四大”时,由于事务所信息搜集及整合能力有限,使得集团更倾向使用共同审计师;此外,当企业集团中上市公司数量越多时,其越需要统一各公司间的信息口径,聘用共同审计师的比例也越大。截面分析表明,集团基于上述因素而使用共同审计师的现象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差以及多元化程度较高时更为显著,进一步说明了企业集团聘用共同审计师是为了弥补由于内外部环境所造成的总部与上市公司间的代理问题及信息不对称,缓解上下级企业间的治理缺失。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于没有共同审计师的集团上市公司,拥有共同审计师的集团上市公司,其审计质量显著提升,而审计费用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排除了企业集团为购买审计意见而聘用共同审计师的替代解释。最后,本文将集团共同审计的定义替换为集团层面、个人层面的共同审计师以及总部与上公司共享审计师等,使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控制因变量滞后项以及替换因变量等稳健性测试后,发现本文的主要结论依旧显著。而经济后果方面,本文考察了集团共同审计对成员上市公司的监督及咨询效果。在共同审计师的监督功能上,本文发现相比于不存在共同审计师的集团上市公司,使用共同审计师的集团对成员上市公司的监管效率显著提升,与成员公司之间的代理问题及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下降,具体表现为拥有共同审计的上市公司中发生会计舞弊的概率更小,且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提升,这一结果的发现证实了共同审计师对于集团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突出了共同审计师的监督优势。进一步研究表明,共同审计师对于集团上市公司的监督作用在公司地处制度环境较差省份、距离集团总部较远以及聘用的审计师来自“非四大”时更为明显,这说明集团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缺失越严重、与总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以及审计师能力相对较弱时,共同审计所发挥的监督提升效应越大。此外,为使得本文结论更加可信,在稳健性测试部分,本文使用了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作为外生事件,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考察了因事务所合并而形成的集团共同审计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效应;并将共同审计师的定义替换为集团层面、个人层面的共同审计定义以及总部与上市公司共享审计师情形、控制因变量滞后项、替换因变量、替换分组变量以及采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截面,对上述主要结论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集团共同审计师对于会计舞弊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面作用依旧显著,在排除内生问题的基础上,较好地论证了集团共同审计的监督效应。在共同审计师的咨询功能上,本文发现相比于没有共同审计师的集团上市公司,存在共同审计的集团上市公司实际税率更低;且这类由共同审计导致的避税效应在集团上市公司距离总部位置较远、聘用的审计师来自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多元化程度较低时更显著,这表明集团共同审计的咨询作用在上市公司与集团总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聘用审计师能力水平越低以及内部避税途径越少时所发挥的增量贡献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避税方式,共同审计导致的集团上市公司实际税率降低并不会影响到公司业绩,这表明相比于以往大多研究中以增加信息不对称及代理成本为代价的避税手段而言,集团共同审计主要是通过整合集团资源,降低集团总部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集团上市公司的税收筹划效率。最后,在稳健性测试中,本文采用了事务所合并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替换了集团共同审计师的定义（集团层面、个人层面以及总部与上市公司共享审计师定义）、控制了因变量滞后项并替换了分组变量,结果显示,共同审计师对于集团上市公司避税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本文基于集团统一审计视角,补充了企业集团公司治理方面以及聘用共同审计师动机及经济后果的研究;并为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及治理、企业集团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提供了参考。具体而言,基于集团视角,以往有关企业集团的研究大多讨论不同情形下集团形式的有效性（Myers,1977;Stein,1997;Gertner et al.,1994;Scharfstein and Stein,2000;Khanna and Tice,2001;Tan et al.,2018;黄俊和陈信元,2011）,以及集团内外部治理因素对于集团运作的影响（Kima and Sung,2012;Chenet al.,2017;Dah et al.,2017）。但少有研究从外部监督视角探讨提升集团效率的优化机制,探究其对于企业集团内部效率的改善作用,本文从集团共同审计的视角切入,探索了集团共同审计师对于集团内部治理缺失的补充作用,并证实了共同审计师在整合集团信息、提供决策相关意见方面的正面作用。第二,区别于现有研究将企业集团内部市场与外部监管割裂开来、单独分析内部市场效率与外部监管机制（Fan and Wong,2005;Agarwal et al.,2011;Ozbas and Scharfstein,2010;Almeida et al.,2015）,本文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壁垒,考察了集团内部治理与外部审计监督的联动作用,发现了外部信息中介对应于内部市场效率提升所起到的积极影响与互补作用,为优化企业集团内部资源配置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第三,本文从共同审计师聘用方向,探究了企业集团借助外部监督力量的动机,对企业集团行为及其动机进行了深入挖掘。基于集团选聘共同审计师的行为,以代理理论及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从企业集团降低代理问题,增加信息可比性等方向,明确了企业集团采用外部治理时的考虑因素;为打开企业集团决策行为的黑箱提供了研究思路。第四,区别于以往基于独立企业或多元化企业的研究情景（Fauver et al.,2003;Khanna and Tice,2001;Billett and Mauer,2003,;Dah et al.,2017）,本文直接考察企业集团中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薪酬业绩敏感性以及税收筹划是否受到外部共同审计的影响,验证了集团共同审计的监督及咨询功能,并拓展了企业集团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范畴。最后,本文的结论表明,相比于没有聘用共同审计师的集团上市公司,拥有共同审计师的集团上市公司在抑制会计舞弊行为、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以及提高税收筹划效率等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表明共同审计能够有效协助企业集团监督并控制成员上市公司,这为在我国环境中企业集团的发展及治理提供了借鉴。而基于共同审计师视角,现有关于共同审计师的研究大多从审计质量（Johnstone et al.,2014;鄢翔等,2018）、并购绩效（Dhaliwal et al.,2016;Ye et al.,2015;Chircop et al.,2017）、交易效率（Dhaliwal et al.,2016）、投资效率（Labro et al.,2019）以及避税方法学习（曾姝和李青元）等方面论证了共同审计师的信息“外溢效应”,但少有研究涉及到共同审计师的“治理效应”,也缺乏共同审计师在企业集团情景中的研究,本文从共同审计师的监督和咨询视角,论证了共同审计师对于提升企业集团治理的正面作用,拓展了共同审计的研究范畴。此外,相比于现有文献,本文选取的集团共同审计定义较为丰富,从审计的供给方,共同审计师不仅包含了事务所层面的研究变量,还采用了审计师个人层面数据进行研究;而从审计的需求方,本文同时使用了企业集团整体层面、成员上市公司层面以及总部与上市公司联合层面的共同审计师定义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无论共同审计师的范围在审计的需求方或供给方上扩大或缩小,其对于企业集团监督及咨询的正面作用始终保持不变。最后,从公司治理角度,大部分研究只讨论了单一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而本文基于审计师的“监督”视角,论证了集团共同审计师对于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抑制作用及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促进作用。将有关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从上市公司层面拓展到了企业集团层面,从信息传递的视角为公司会计舞弊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将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分析延展至上市公司与集团的互动关系中,补充并扩大了有关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范式。并且,基于审计师的“咨询”视角,本文论证了集团共同审计对上市公司税收筹划的正面作用。而在以往大多数研究中,上市公司避税往往伴随着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代理问题及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增加,为降低实际税率,上市公司管理层会进行信息窖藏及使用复杂的避税手段操控企业利润,造成企业价值的损失。本文基于集团共同审计的研究情景,从信息整合的角度拓展了公司避税的途径,不仅论证了集团共同审计的咨询作用,拓展了共同审计师的研究范畴,还为企业的良性税收筹划行为提供了参考和正面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