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道時期桐城經學家馬瑞辰一生勤於著書,《毛詩傳箋通釋》為其代表作。其父馬宗璉是經學名家,與許多漢學家有密切交往。家學熏陶是馬瑞辰接受桐城文風熏染和乾嘉漢學影響的起點。桐城文學極盛,學術風氣具有開明、豁達以深求經義的特點,區域文化特色促使馬氏的《詩經》研究堅持漢宋兼采、獨立求實的作風,注重以小學為工具,且關注《詩經》的文學性。馬瑞辰成年後求學京師,得中進士。其間得以結識漢學家,使得馬瑞辰在轉益多師的過程中從多方面汲取漢學的豐厚營養,為繼承乾嘉漢學的學術傳統研治毛《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家學、區域學術、漢學這三方面構成了馬瑞辰學術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其具備了撰著《毛詩傳箋通釋》的條件。馬瑞辰處於中國經學的總結時期、乾嘉漢學極盛之後,《詩學此時亦達於勝境。前人發明的卓越研究方法,取得的大量優秀成果,為他撰著《毛詩傳經》箋通釋》提供了必要的參考。在主客觀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馬瑞辰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正式開始撰寫《毛詩傳箋通釋》,歷經十六年成書。此書與胡承珙《毛詩後箋》、陈奂《詩毛氏傳疏》成為代表清代《詩經》研究最高成就的三巨著。馬瑞辰的訓詁考證研究將乾嘉考據學的方法和成果發揚光大,并在治《詩經》的實踐過程中形成特色。其一,考見毛《傳》、鄭《箋》、孔《疏》訓釋歧異,條分縷析,指出其不足或失誤,所作補充或訂正,詳明允當。其二,利用三家《詩》遺說考證毛《詩》,在校勘文字、辨別通假、考訂字義、證明詩義等方面都有創獲。馬氏認為三家《詩》與毛《詩》“異流而同原”,进而兼采今古文以注經。這一做法表明其消解今古文門戶之見,求得《詩》之統一性的意圖。其三,著力于討論毛《詩》、毛《傳》、鄭《箋》的通假現象,運用辨別聲韻和形體關係,比對異文,藉助文法分析等方法,在辨識通假字方面多有新解。其四,其對語言文字的聲義聯係有深刻認識,發揚乾嘉考據學“不拘形體,以音求義”的傳統,訓解毛《詩》能夠貫穿“因聲求義”的原則與方法。其五,无论是從馬瑞辰大量運用各種與“文法”相聯繫的術語上,还是從利用文同一例、上下文語境分析法來訓詁、校勘的具體實踐中,都可見出馬瑞辰已然具備了明確的文法覲念,能相當嫻熟地運用文法規律對《詩經》文本進行詳盡地考證。馬瑞辰也利用兩周銅器銘文訓釋文字、考證歷史人物、考證名物。清代《詩經》學研究中,利用金文對《詩經》文本進行疏解的專著還相當稀有,治《詩》三大名著中只有馬瑞辰採用了以金文解《詩》的方法,雖然還很不成熟,但頗具啟發後世學者之功。馬瑞辰也對《詩經》所涉及的名物典制內容進行了研究。考證了種類豐富的名物,且對《詩經》所涉及的歷史人物及古代的地理名稱等都有詳細研討,善於歸納名物命名的規律,訓解細緻,析義精到,方法亦多種多樣。馬瑞辰對《詩經》所涉及的禮制內容亦有研究,諸如,古代祭祀禮制、職官制度、宮室制度、服制、軍禮、射禮、車制、婚禮、宴飲制度等。此方面的考證,馬瑞辰都能利用豐富的文獻材料,旁征博引,反復論證,取得了較好的成續。桐城學術文化的特質是調和漢學與宋學,兼采漢學精華為宋學追求義理所用。此種學術追求亦深刻影響著馬瑞辰,故而《毛詩傳箋通釋》不乏探索《詩經》學思想義理方面的內容。自《詩經》產生以來,諸如“詩教觀念”、“采詩說”、“詩入樂觀”、“鄭聲淫”、“國風的編次問題”、“二南說”等《詩》學基本問題就成為了古往今來許多大學者竟相爭辨的焦點,甚至有許多至今仍聚訟紛紜。馬瑞辰對《詩經》中的這些基本的理論性問題和頗具爭議的話題給予回應,言之有據且時有新見。《通釋》中部分“國風”前有總論,用以闡明一國之風的共同主題;關於具體詩篇的詩義和題旨散見于部分詩篇之中,這些都反映了馬瑞辰對詩歌義理的探索,揭示出馬氏關於國家政治、社會人生、禮義道德的看法和主張,表現出他於內憂外患時代心繫時政與民生的迫切心情。馬瑞辰對《詩經》進行文學關照的思維亦非常敏銳。第一,注重把握《詩經》的比興手法,雖未能完全超越經學的束縛,然而往往能將比興作為文學手法去悉心體會。第二,善於涵泳詩篇字詞,使解讀具有更多的文學鑒賞的意味,得出了很多昭示《詩經》文學色彩的結論。第三,重視《詩經》的文體結構特點。能夠非常嫻熟地利用《詩經》的重章叠唱的文體特性以及相關修辭方法,去分析詩歌文本,訓解詩義。第四,馬瑞辰善於體會《詩》文的情境創造,注意到其中情境描寫及人物情感、心緒的表現,擅長揣摩詩人的創作意圖,品玩詩歌的抒情性。第五,涉及文學接受的觀察視角。馬瑞辰在涵泳詩義的時候,常常不由自主地聯繫到後代的文學作品,以此來反觀《詩經》在文辭、立意方面對後代文學的深刻影響,實際上已經踏入了文學接受、文學母題、文學意象探索的邊緣。第六,涉及文學還原的觀察視角。他在考據過程中關注到了社會風俗、歷史神話,雖是偶爾為之,但這種研究視角還原了《詩經》的本來面目,對探究詩篇本義意義重大。總之,馬瑞辰時常將《詩經》作為詩歌來品讀,其一是由於《詩經》本就是詩歌總集,文學性乃是其基本屬性,任何經學家都不能越過《詩經》的這一特性而不談論。其二,馬瑞辰自幼受桐城一域文學風氣熏染,文學素養已然融於血液,故對文學作品的感悟力更強。儘管馬氏對《詩經》文學性的關注尚處于一種自發而非自覺的階段,但在很大程度上,文學性的解讀在客觀上幫助馬瑞辰在《詩经》訓詁考證研究中获得更多新穎暢達的學術成果,少了迂腐膠固的氣息。《毛詩傳箋通釋》是代表清代《詩經》學研究最高成就的作品之一,在清代《詩經》研究的三大家中,馬氏不拘門戶的治學追求、學術研究的批判色彩都使這部著作以鮮明的學術風格名載史冊。該書不守舊學的拘囿,在《詩經》語言訓詁方面最有突破,又不乏對《詩經》學思想義理的探索。馬瑞辰關注到《詩經》文學性,在一定程度上衝破政教說《詩》的限制,逸出了經學研究的藩籬。此書彰显出馬瑞辰學術上通達的观念和開闊的視野,時至今日,該書仍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